深度解析邵雍《渔樵问对》4：利食蒙利

桥后先生原声录音：

4.利食蒙利

渔者垂钓，樵者问钩。

这一问，实际上已经把问题的场景锁定在了一种资源有限的状态里：无论人还是动物，都不可能张嘴就有食物，都必须付出某种代价，才能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资源。渔者当然也可以用网捕鱼，但那通常意味着面对的是一定规模的鱼群；而在伊水里生活的鱼，也不可能张嘴就能吃饱。否则，鱼儿根本没有必要冒险去吃鱼饵。

资源有限，获取资源的方式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可能。各显神通本来无可厚非。但有一种“神通”却很容易引起道德上的争议，那就是：通过欺骗，让对方主动把资源送到自己嘴边。同样，被骗的一方又该如何评价？有人会说，既然被骗了，当然值得同情；也有人会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不是自己贪图那点便宜，又怎么会掉进陷阱？

那么，被钓上来的鱼，到底应该同情，还是有可恨之处？

来看樵者最开始的两问：“鱼可钩取乎？”可。“钩非饵可乎？”否。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已经把“鱼饵”从水里捞了出来。如果只是一个空钩子，鱼不会上钩。鱼看得见那东西，没有理由平白无故去咬一个没有食物的钩子。可是，一旦钩子上挂了鱼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鱼为什么会被鱼饵吸引？

这个问题，先不要急着用我们今天的常识替渔者回答。因为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是樵者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个“饵”的。“饵”字本义是“米饼”，与食物有关，后来“诱饵”“鱼饵”等意义逐渐成为今天更熟悉的用法。至于邵雍时代的鱼饵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会有多么逼真、多么诱人，也没有必要过度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鱼一定喜欢吃它。

樵者用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字——“利”。

他把鱼吃到的东西称为“利食”。这意味着，在樵者眼里，鱼并不是看见什么就吃什么，而是在面对不同食物时，也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选择。所谓“不利”，大概就是那些需要鱼自己花费时间和力气去获取的普通食物：要一点一点地吃，要追逐，要寻找，要承担获取食物的成本。而“利”呢？突然有一块无需追逐、无需费力，甚至看起来格外美味的食物出现在眼前。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吗？鱼本来完全可以视而不见，转身游走。可它偏偏没有。它被眼前的“利”吸引，最终咬下了那枚鱼钩。那么问题就来了：渔者把鱼饵放进水里，难道别的鱼都没看见吗？为什么偏偏这一条鱼上钩了？

这或许正是樵者想追问的东西。在他的眼里，鱼所面对的食物，本身就存在“利”与“不利”的差别。“不利”的食物，需要自己付出成本去获得，却恰恰能够让鱼活下去。“利”的食物，看起来更加轻松、更加诱人，却可能恰恰是致命的东西。那么，鱼面对鱼饵时，到底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鬼迷心窍”的感觉？

接下来，就要看樵者说的那句话：“人利鱼而蒙利。”

这里的“人”，显然可以理解为眼前的渔者。问题在于，“人利鱼”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把“利鱼”理解成“以鱼为利”。这个意思最直接：渔者以鱼为利，钓到了鱼，就是获利。这么理解当然没有问题。毕竟，不想钓到鱼的钓鱼人，大概也不会天天坐在水边。但如果只是这个意思，樵者这把刀似乎还没有真正落下来。所以我更愿意把它作为第二层意思来理解：“人以鱼饵利诱鱼而获利。”也就是说，樵者真正盯着的，不只是“人从鱼身上获利”这件事，而是“人利用鱼对食物的欲望，用鱼饵诱骗它上钩”这件事。

如此一来，“鱼利食”和“人利鱼”中的两个“利”，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鱼因为眼前的食物有“利”，所以被诱惑；人则利用鱼眼中的这个“利”，设置了鱼饵。鱼和人的“利”，恰好咬合在了一起。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把一个原本很中性的“利”字，解释得太阴暗了？这似乎不能完全怪我。因为樵者真正说出来的，不只是“利”，而是“人利鱼而蒙利”。这里的“蒙”字，至少让这个“获利”的过程染上了一层不同寻常的意味。今天我们说“获得利润”“取得利益”，一般不会说“蒙受利润”。“蒙”这个字，本身就可以包含受、遭遇，甚至蒙蔽、欺骗之义。《左传》中就有“上下相蒙”，意思便涉及上下之间的蒙蔽。所以，即使这里的“蒙利”未必能够坐实为“欺骗而获利”，它至少很难让人读出一种单纯的赞赏。比如遭遇不幸，我们可以说“蒙难”；遇到吉祥的事情，则常说“获吉”。孔子“西狩获麟”，如果换成“西狩蒙麟”，味道显然完全不同。那么，樵者为什么不用“获利”“得利”“取利”，偏偏说“蒙利”？这就值得玩味了。因为渔者本来只是在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钓鱼、得鱼、获利。可是到了樵者嘴里，这个“获利”变成了“蒙利”。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樵者眼里，渔者的获利方式本身就带着某种值得质疑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樵者其实已经不是在讨论“钓鱼技术”了。他开始给渔者的行为定性。

而这还不算最狠的。樵者最后问出的这句话，才真正有些诛心：“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鱼吃鱼饵，人钓鱼。鱼得到了食物，人得到了鱼。从“利”来看，两者似乎是一样的：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从“害”来看，却完全不同。鱼吃到了鱼饵，最后丢掉了性命；人钓到了鱼，最多不过损失了一点鱼饵。同样是“利”，为什么结果却如此不对称？为什么鱼的“害”如此之大，而人的“害”如此之小？或者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尖锐一点：为什么鱼不能像人一样，只付出一点点代价？比如，鱼咬钩以后，只破一点嘴皮，痛一下，然后把鱼饵吃掉、把鱼钩吐出来，不行吗？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一般人恐怕根本不会这样问，因为因果关系看起来太自然了：鱼吃饵，所以被钓；人钓鱼，所以得鱼。你非要追问“为什么鱼必须死，而人不必死”，就像是在故意找茬。甚至渔者完全可以反过来问樵者：你砍树取柴，树又从中得到了什么？你获得了柴薪，树却丢掉了一根枝干，甚至丢掉了自己的生命。那为什么树不能反过来问你：“你得利，我受害，何故？”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无限抬杠下去。

但樵者真正厉害的地方，恰恰不是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么无懈可击。而是他把一个原本再正常不过的“钓鱼”行为，突然转换成了一个关于“利”与“害”的问题。鱼有自己的利，人也有自己的利。可是，同样都叫“利”，为什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害”？这已经不是在问鱼为什么上钩了。这是在质问渔者：你所谓的“获利”，究竟凭什么建立在另一个生命的受害之上？

所以，这个樵者一开口，确实有点来者不善。

下一回，看渔者如何变换视角，用“利一”与“害一”，拆掉樵者这个看似锋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