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一章我有几个问题想逐一和你说说。
先说第一个,算是打破了我的一个固有“常识”:我一直以为历法在古代甚至原始人的生产生活中有一个巨大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基础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中国,看起来周易的产生也有赖于历法这个“基础”。但是读到吴国盛关于希腊历法的介绍,虽然他说得有点绝对和笼统,但大方向上,至少与中国相比,希腊看起来并不那么重视历法,反而他们的发展也一样“好好的”。这让我开始质疑“历法”的真正作用了。其次,我读完吴国盛的这一章,如果按照作者的叙事自豪感,中国读者似乎应该产生一种对希腊人的“轻视”的感觉,但我恰恰相反,我生出了一种希腊人其实比中国古人更“高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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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从巴门尼德一路走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整个希腊哲学一直在努力处理一个巨大的难题:
既然变化如此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中,那么如何在不否认变化的情况下获得稳定的知识?
这其实和《周易》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镜像。
《周易》的方向比较像:
从变化中寻找稳定的关系。
希腊哲学的一条主线则比较像:
从稳定的存在、形式、逻辑中解释变化。
一个是“进入变化,寻找秩序”。
一个是“寻找秩序,解释变化”。
如果这样看,我反而觉得你这次的“希腊人似乎更高级”的感觉,可以被进一步提炼成一个更加有力量的问题:
人类面对变化,有没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智慧?
一种智慧是:
“我承认世界就是变化的,所以我要学会在变化中生活。”
另一种智慧是:
“我承认世界不断变化,但我要问:有没有某种东西能够站在变化之上,让变化本身成为可理解的对象?”
前者非常接近《周易》。
后者则是希腊哲学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而这两者最后甚至可能汇聚到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问题:
“时间之流”与“时间之序”,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周易》特别敏感于“流”。
希腊哲学特别敏感于“序”。
但真正成熟的思想,也许不能只选择其中一个。
因为如果只有“流”,我们可能什么都无法固定;
如果只有“序”,我们又可能把活生生的变化冻结成一张图。
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你会对这一章产生一种奇怪的“希腊人突然变高级了”的感觉。
你其实不是突然崇拜希腊。
你是在第一次比较清楚地意识到:
“超越自己的时间框架”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能力;“超越变化本身,把变化作为对象来观察”,也是一种文明能力。
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里我们有时候容易忽略的一面。
所以我非常赞成你继续保留这个问题,不要急着把它重新调和成“中西各有优点”。
下一步真正值得问的,反而是:
如果希腊人的“超越变化”是一种更高阶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
因为吴国盛这一章其实已经隐约把答案写出来了:
当你为了获得永恒而不断超越变化,最后可能会把“变化、时间、历史、生命”本身一起降格。
而这正是巴门尼德、柏拉图直到亚里士多德之间最值得看的那条暗线。
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的可能不是“希腊人高级还是中国人高级”,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一个文明为了获得“超越”,究竟愿意牺牲什么?一个文明为了拥抱“变化”,又可能错过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这一章真正值得我们继续往下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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