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的误区》（8）：巫术比宗教更古老吗？一场关于“玛纳”的百年学术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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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泰勒到弗雷泽的遗产】

在上一期内容中，我们探讨了巫术并非人类的天然禀赋，而是心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巫术与宗教，这两大人类精神现象，在起源上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巫术催生了宗教，还是它们共享着同一个更古老的根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今天，我们聚焦詹鄞鑫教授在《心智的误区》一书中对“玛纳说”的评析，梳理这条思想脉络。

【第一部分：泰勒与弗雷泽——心智进化论的图景】

首先，我们回到英国人类学创始人爱德华·泰勒。泰勒从纯粹思维的角度为巫术定性。他认为，巫术的起因是将想象的联系与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原始人发现了两件事物在实际中的关联，随后便曲解了这种关联，以为思想中的联想必然对应着现实中的因果。这是一种纯粹幻想性质的推理。

基于类似的逻辑，泰勒将宗教的起源归于万物有灵论。原始人从自身的睡眠、梦境、疾病、死亡等体验中，推断出肉体之内寄居着一个独立的灵魂。将这一观念推及万物，便形成了自然万物皆有精灵的信仰。在泰勒看来，宗教正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观的基础之上。

泰勒的继承者弗雷泽则将两者串联成一个线性发展的序列。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在人类历史上，巫术的出现要早于宗教。

弗雷泽的理由在于思维复杂度的比较。他认为，巫术仅仅错误地应用了人类最简单、最基本的思维过程——类似联想或接触联想。而宗教则预设了在可见世界的幕后，存在着具有意识和人格的神。一个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远比简单的相似律或接触律要复杂深奥得多，理解它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

那么，人类为何会放弃巫术而转向宗教呢？弗雷泽提出了一种假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中那些更富于思考的个体逐渐觉察到，巫术的咒语和仪式并不能真正操控自然。当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无力随意左右某些自然力时，一场缓慢而根本的思想革命便发生了。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无知与无力，转而相信存在着一种比自身更强大的、不得不服从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宗教应运而生。

这个假说听起来逻辑自洽，但詹鄞鑫教授指出了其中的根本缺陷。首先，人类“无力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因此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巫术存在的基础。其次，也是更为显见的事实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宗教从未真正取代巫术。欧洲中世纪对巫师的残酷迫害本身，恰恰反证了巫术的顽固存在；而宗教仪式内部，亦充斥着大量巫术性质的行为。弗雷泽的解释，在历史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部分：“玛纳”概念的登场与论争】

就在弗雷泽发表其宏大叙事的同时，一个来自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词汇——“玛纳”，将关于巫术与宗教起源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1891年，人类学家科德林顿在其著作《美拉尼西亚人》中首次向西方学界介绍了“玛纳”这一概念。据林惠祥先生的译介，“玛纳”是一种超自然的、非人格的“力”。它不是动物，不是人，也不是鬼魂或精灵。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虽然本身不具有人格，却能通过自然物、人类或精灵来表现自己。

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许多人类学家的重新思考。马雷特等人据此提出了“生气遍在主义”，认为对“力”的信仰早于万物有灵观。“玛纳”所代表的这种非人格的魔力，被视为巫术的认识论来源，而万物有灵观则是宗教的认识论来源。

关于“玛纳”的解释，人类学界内部产生了分歧。哈特兰德试图调和巫术与宗教的起源，他认为两者同根同源——原始人面对的都是一种“超人格”的存在。用恐惧与尊敬去接近它，便是宗教仪式；企图用控制或处理的态度去接近它，便是法术仪式。但这种调和模糊了“玛纳”作为非人格“力”的根本属性，用含糊的“超人格”概念掩盖了本质区别。

批评派人类学家哥登卫塞则主张“玛纳”观与万物有灵观并非冲突而是互补。他认为精灵提供了宗教的型体，而“玛纳”提供了宗教的动力元素，二者结合才能完整说明宗教。

美国人类学家金则从另一角度区分了两种“力”：有魂魄的力引申出神灵论，无魂魄的力引申出法术论。二者常常交织，但法术更为古旧。

【第三部分：詹鄞鑫的批判——颠倒因果的迷思】

面对这场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詹鄞鑫教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疑：将“玛纳”这种观念视为巫术的起因，实际上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

这一批判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玛纳”概念本身的真实性存疑。

从思维水平来看，“玛纳”被描述为一种弥漫于宇宙之间、浑浑沌沌的非人格魔力，这种概念具有相当精微的哲学抽象性。它所要求的思辨高度，绝非处于原始思维阶段的蒙昧人所能企及。如果说它出自战国时期的哲人之口，或许还能让人相信；但说它是原始民族的原生观念，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包含了多少西方采访者自身的想象与投射。

不同人类学家对“玛纳”的阐述并不一致，这本身就印证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即便某种阐述相对接近原意，距离其最初的观念恐怕也已相当遥远。一个有力的旁证是，在中国的民间传统中，几乎找不到与“玛纳”类似的观念或残遗，而中国的巫术实践却与世界其他民族大同小异，理应有着相似的起因。这表明，“玛纳”未必是巫术产生的必要条件。

第二，因果逻辑的方向应当被反转。

詹鄞鑫教授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段话，点明了问题的关键：

“一件事是清楚的，即巫术非因普遍势力底抽象概念而产生，然后再用到具体例子上去的。无疑地，巫术乃是一切实际的情势之下独立发生的。”

原始人并非先抽象出一个关于宇宙之力的普遍概念，再依据这个概念去发明巫术。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每一种具体的工作情境中，因联想错误而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巫术的具体处理办法。当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可能产生一种用以解释这些具体魔法何以生效的原理性概念。

因此，“玛那”与其说是巫术的起因，不如说是对魔法的一种后起的解释系统。它可以在一些民族中出现，也可以不在另一些民族中出现，其形态可以有差异，但这些都不影响巫术本身的存在状态。

【结语：回归思维本身】

詹鄞鑫教授最终的结论是清晰而坚定的。

巫术作为一种歪曲了因果关系的行为方式，其直接原因只能从具体目的的思维方式中去寻找。对于思维水平尚处蒙昧阶段的人类而言，在具体事件中错误地认定因果关系，是极易发生的认知偏差。但要他们去认知一个带有普遍哲学意味的、高度抽象的“力”的概念，则超出了那个阶段心智能力所能企及的范围。

这场关于“玛纳”的百年学术公案提醒我们：在研究人类早期精神现象时，我们应当警惕将后世复杂的思想范畴投射到原始思维之上的倾向。巫术的根源，不在某个神秘的“玛纳”概念之中，而在人类心智认识世界时所必然经历的、那条布满误区的曲折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