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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主观意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原始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比现代人更加缺乏自信吗?
詹鄞鑫教授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论点:我们今日所谓“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历史时做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丝毫不能替代当时人的自我认知。
秦始皇翦灭六国,自以为“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只能将自己与“上古以来”和“五帝”相比,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创立的大秦帝国很快就会被刘邦所灭?每一代人都在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振奋人心”——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时而言,都是适用的。
我们今天可以用后见之明来评判古人的生产力水平。但如果说古人自己也因为觉得“软弱无力”而去寻求虚幻的慰藉,那就毫无道理了。
【第四部分:第三重质疑——原始人知道自己用的是“虚幻手段”吗?】
第三重质疑紧承第二重而来,构成了对生产力低下说最根本的瓦解。
詹鄞鑫教授反复论证过一个核心观点:在原始时代,巫术与技术是融合在一起的。原始人从来不认为那些被我们称为“巫术”的行为是无效的。他们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巫术”这个概念。
狩猎前的模拟舞蹈,在他们看来,与磨尖长矛一样,都是狩猎成功的必要环节。祈雨仪式,与修筑水渠一样,都是确保雨水降临的有效手段。一个原始猎人不会说:我先跳一段舞来“象征性地”提高士气,然后再用“实际的”手段去狩猎。在他的认知中,两者处于同一个因果网络之中,都是技术,都是方法。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生产力低下说的逻辑就彻底瓦解了。因为生产力低下说的核心假设是:原始人因为现实手段的不足,所以“退而求其次”,寻求“虚幻的、非理性的假想手段”。这暗示着原始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使用的是“次品”——知道巫术不如技术有效,但因为别无选择,只能聊以自慰。
但如果原始人根本不知道巫术是“虚幻”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使用巫术,那么,“寻求虚幻手段以弥补现实手段不足”这一整个叙事就崩塌了。
詹鄞鑫教授以极其犀利的语言指出:这种“完全从人的主观意识来寻求起因的论调,本来想套用现成的公式,一不小心偏偏陷人了精神决定论的泥沼”。说得更直白一些,它并不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高明多少,甚至还不如——因为弗洛伊德至少还试图提供一种心理机制的详细分析。
【第五部分:劳动、思维与理论的归位】在完成上述三重批判之后,詹鄞鑫教授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追问:如果要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巫术的起源?
他的答案是:只有劳动才是推动人脑和思维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注意这里的精细区分——是“劳动”,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基础”。
生产力低下说的问题在于,它试图将一个高度抽象的宏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套用到具体的文化现象上,却忽略了其中的中介环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人类起源时,并没有简单地说“生产力发展导致了人类出现”。他提出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人的脑髓。恩格斯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语言——这个因劳动而产生、又与劳动并列的推动力——恰恰是因为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可能进行包含抽象概念的思维活动。
詹鄞鑫教授由此提炼出他的核心论断:只有当人类发展到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由于错误联想而导致的巫术。随着思维能力的继续发展,人类提高对因果关系的鉴别能力,才能够逐渐摒弃那些已被证明无效的我们称之为巫术的技艺。
巫术,既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产物——它标志着抽象思维能力的诞生;又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的误区——它本身就是这种能力尚未成熟时必然出现的偏差。
这是巫术起源问题的辩证法,也是詹鄞鑫教授所坚持的、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结语】
总结来说,“生产力低下说”试图从物质生活的匮乏中寻找巫术的根源。这一理论的初衷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其论证过程却充满了不可逾越的逻辑困难。
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比原始人更“软弱无力”的动物没有巫术?它无法界定:所谓的“软弱无力”究竟是客观标准还是主观体验?它更无法回答:如果原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虚幻手段”,那么“寻求虚幻手段”的叙事从何谈起?
归根结底,生产力低下说的根本症结在于:它混淆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古人”与“古人如何看待自己”。它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替代了原始人的自我认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巫术在其原生语境中的真实意义。
詹鄞鑫教授的批判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可以任意代入变项的公式。它要求我们仔细辨析每一个具体历史现象的中介环节——在这个问题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
巫术的根源,不在生产力低下的匮乏之中,而在人类心智开始觉醒、却尚未成熟的黎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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