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的误区》（14）：巫术：人类进步的产物，还是必须跨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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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辩证的视角】

经过前面五期的讨论，我们依次审视了天然存在说、玛纳说、臆症说、情感说和生产力低下说。这些理论或从认知入手，或从心理切入，或从经济基础立论，各有洞见，也各有盲区。

在完成这些批判性评述之后，詹鄞鑫教授在《心智的误区》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正面提出了他自己对巫术起源问题的系统看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一个具有辩证深度的理论建构。

他的核心命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巫术，既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又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的误区。

本期，我们就来完整呈现这一辩证的巫术起源论，并探讨一个与之相关的终极追问——巫术，会彻底消亡吗？

【第一部分：巫术作为进步的标志】

首先，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衡量标准。

詹鄞鑫教授指出，衡量某一事物的进步与否，不应将它与现在相比，而应将它与其出现之前的状态相比。

动物没有巫术。人类在脱离动物状态之后的极其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也没有巫术。从考古发现来看，可能被视为巫术证据的资料，其年代只能以万年计，而人类的历史却以百万年计。这意味着，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巫术并不存在。

因此，巫术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赋，而是人类发展到某一阶段后才获得的“新能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阶段？詹鄞鑫的回答是：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足以产生原始科学技术和巫术的时代。

这一论断中包含着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判断——原始科学技术与巫术，是同一种思维能力的两面产物。当人类的思维抽象程度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巫术的地步时，其科学认识水平也同样不可能达到相应的地步。两者共同扎根于同一种心智能力：将具体经验抽象为一般原则，在不同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这种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动物只能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形成条件反射，它们无法将“摇动这棵树”的经验抽象为“摇动”的一般概念，更无法将这种概念应用到没有果子的树上。而人类一旦获得了这种抽象能力，就同时获得了两种可能性：正确地认识因果关系，或者错误地认识因果关系。

前者导向技术，后者导向巫术。但在原始思维中，两者并不被区分。

因此，巫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心智的一次重大跃迁。它不是退步，不是堕落，而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踩偏了方向。

【第二部分：劳动、语言与思维的辩证法】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生？

詹鄞鑫教授在这一节中，系统地援引了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区别于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运用。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人的脑髓。后者的结构和完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

詹鄞鑫教授特别强调，恩格斯之所以在劳动之外单独提及语言，恰恰因为语言对于抽象思维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可能进行包含抽象概念的思维活动。词汇将具体的感知固定下来，使其可以被脱离具体情境地调取、组合和推理。没有语言，就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就没有抽象的因果联想；没有抽象的因果联想，就没有巫术，也没有技术。

因此，巫术起源的完整逻辑链条应当是这样的：劳动推动了人类大脑和语言能力的发展；语言能力的出现使抽象思维成为可能；抽象思维使人类能够在不同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有时是正确的（产生技术），有时是错误的（产生巫术）。

在这个链条中，劳动是最根本的动力，语言是关键的媒介，思维能力的获得是直接的原因。

詹鄞鑫教授特别指出，劳动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基础”。将“劳动”替换为“生产力”，然后将生产力低下列为巫术的直接原因——这种做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暴简化。它跳过了语言和思维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中介环节，直接从一个最抽象的宏观原则跳到了最具体的文化现象，其结果必然是理论上的空洞和逻辑上的混乱。

詹鄞鑫将这一立场概括为“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核心在于：承认物质生活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坚持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的、与人类心智发展密切相关的中间环节，才能真正解释一种精神现象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