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桥后先生原声讲解:
当渔者说完体用之道,指出“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的时候,樵者问:“用可得闻乎?”
樵者问“用可得闻乎”,AI给出的翻译是“‘用’可以说给我听吗?”我认为它并没有把樵者真正的意思翻译出来。渔者刚刚指出,“用”不仅适用于薪火、水火,而且“天下之事皆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生活常识,而是试图揭示一种普遍的道理。樵者所追问的,也不只是请渔者随便说说,而是希望进一步领会这种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得闻”,而不是简单的“闻”或“见闻”。《礼记·杂记下》有言:“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这里的“得闻”,与“得学”“能行”连在一起,表达的是对求知、学习和实践的重视。《金刚经》中也有“若复有人得闻是经……”这样的说法。总之,到了邵雍的时代,人们想要“得闻”的“学问”,有那么点“忧患”的焦虑和幸运的欢喜,这样的“学问”,不会是随时随处可“见闻”的。
我对“得闻”有没有过度解读呢?来看看渔者的回答就知道了。如果“用”是随时随处可“见闻”的,那么渔者在举完薪火体用的例子之后,完全可以再拿身边的其他事物进行举例,来说明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有通过“用”来表现“既相济,又相息”。
但渔者回答的是:“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可以通过“意”领会的,是事物的“性”;可以通过语言传达的,是事物的“情”;可以通过“象”来探求的,是事物的“形”;可以通过“数”来取得的,是事物的“体”。
如果把“闻”当成“听”的一种动作,渔者回答的“意得、言传、象求、数取”,都要求在“听”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接着说“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所谓“用”,就是使万物的妙处得以显现、成为可言说之理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心意领会,却不能通过语言传授。这清清楚楚地表明,值得樵者“得闻”的“用”,是“奥妙”的,你不能随随便便“见闻”它。
“用”,“妙”在什么地方呢?
渔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指出一般人们“得闻”某个道理的四条路径,有两个层次、四个方法。第一个层次是物的“性情”。前文渔者已经说过“一性一情,圣人成能”,在后文具体解释观物之道时,渔者还会再次解释“性情”,到那时我们再具体解释“性情”的深意。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在“性情”层次,可“意得”的是物之“性”,可“言传”的是物之“情”。如果要给“意得”和“言传”进行一个难易程度的排序,你觉得哪个更难?从逻辑上说,你心里明白一个道理,你不一定能表达出来,所以“言传”的难度更高,它要求你能通过复杂思维去系统地组织语言进行表达。但渔者真正的意思却是“意得”比“言传”更难,渔者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表达能力,而是认识的层次。语言可以传达某种情形、现象、感受,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物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样子。但要领会事物的“性”,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中把握其相对稳定的特征,就不只是听懂几句话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一个人可以告诉你,火能够燃烧柴薪;他也可以告诉你,火遇到水可能熄灭。这些话都能通过语言传达。但如果你只记住这两句话,并不意味着你已经理解了火的作用方式,更不意味着你已经能够在不同条件下判断火会怎样变化。语言可以告诉你一些事实,却不能自动保证你真正理解了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以,渔者说“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并不是说语言毫无价值,而是在提醒我们:听懂一句话,与领会这句话所指向的道理,并不是同一回事。他说的“言传”只要表达出某个点、某些面的“情形、情况、情绪”即可,但“意得”的“性”,必须是物最根本的那个“性”,它要求你从繁花和枝叶直达根系,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始终如一的“本性”。第二个层次是物的“形体”。这个层次通常是可“见闻”的,物的“形”,可以“象求”,物的“体”,可以“数取”。通俗地说,某个事物长啥样、多高多大,你可以拍个照、拿工具测量计算一下。“意得、言传、象求、数取”这四条路,就是“得闻”之路。
但“用”之所以“妙”,是因为它“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在“意得、言传、象求、数取”这四条路上,每条路都有“用”的影子,但每条路都不能单独“得闻”“用”。“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某一种方式来获得。我们可以用语言谈论事物的用,可以观察事物发挥作用时的形态,也可以计算它的数量与变化,但这些都不等于我们已经领会了“用”的妙处。就像一个人可以熟练背诵游泳的动作要领,却仍然不会游泳;也可以观察别人游泳,甚至把动作分解得清清楚楚,但真正下水时,依然可能手忙脚乱。这不是说语言、观察和计算没有用,而是说,掌握了一件事的知识,并不等于掌握了这件事的能力。也就是说,语言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心领神会”,如果你只会“咬文嚼字”,那是无法“心领神会”的,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面对樵者想求的“得闻”,渔者却说“不可以言传”,这就像是在故弄玄虚地说“道可道,非常道”一样,多少有点讨厌了。樵者反问:“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樵者的意思至少可以理解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的认识究竟从哪里来?如果你不是生来就知道,也不可能凭空知道,难道都是你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如果你也听别人说过,或看书学习过,为什么又说它不能言传?
渔者回答说“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我之所以能够知道的这些,本来就是不能用语言传授的。并且进一步说“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不只是我不能用语言把它传授出去,圣人也同样不能用语言传授。樵者马上反问:“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既然连圣人都不能用语言传授,那么《六经》难道不是语言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诘问。如果:最重要的“用”不能靠语言传授,那么:《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经典,到底有什么意义?渔者只用了四个字回答:“時然後言,何言之有?”
“时然后言”,这句话非常深。可以直译:到了具体的时机才说适当的话,又哪里有什么固定的言语可说呢?也就是说:圣人的言语不是一套可以脱离情境、机械复制的知识。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圣人说了什么。”而是:圣人在什么情境下,为什么说这句话。
这里的“时”,不只是钟表上的时间,也包含具体的情境、对象以及说话的条件。同一句话,放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语言必须进入具体的“时机”,才获得意义。比如“他很高兴”这四个字,孤零零拎出来,没人能理解,你在他摔了一跤时说,会感到“违和”,你在他彩票中奖时说,感觉分量又不够。只有把一句话放到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处境”中,它才能“活起来”,你才能“意得”它活起来的情形,然后你知道那样的情形不限于用“他很高兴”来表达。
那么,六经不是语言吗?当然是。但如果你没有弄懂六经中每句话所对应的“时机”,那么这些语言文字就无法引领你实现“得闻用”的目的,说人话就是它们对你是“天书”,这和你想要读懂外星文字一样徒劳。
现在,再回头看樵者为什么热切地追问“用可得闻”这个问题。渔者通过薪火、水火的关系,指出“用”可以贯通天下之事。樵者显然意识到,这里面可能存在一种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普遍道理,于是想要“得闻”。就像一个淘金者看见了金子,他能不心动吗?他会不想要吗?樵者用“得闻”来问,就像看到了闪光的金子,有一层庸俗的占有欲、获得欲。渔者告诉他这“金子”只能心领神会,不能手拿把掐,他当然觉得是在忽悠,然而当他听到渔者说“时然后言”这四个字之后,才豁然开朗、大彻大悟,这一刻,他才真正得到了“金子”。樵者原本希望从渔者那里获得一种可以直接掌握的知识,而渔者提醒他,真正的领会并不是把一段话装进脑子里。渔者没有否定求知,而是把求知的方式重新摆到了樵者面前。你可以听,可以问,可以观察,可以计算,也可以阅读经典。但这些活动最终是否让你领会了事物的道理,不能只看你记住了多少文字,而要看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它们所指向的关系。
至此,樵者终于有所领悟,他赞叹说:“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眾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天地运行的道理,在人这里已经具备;万物生息的道理,在物自身已经具备;万般精妙的道理,在“神”的身上已经具备。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到这里已经尽备了,又还有什么值得忧思忧虑的呢?
“眾妙之道備於神”的“神”,到底应该翻译为人的“精神、思维”,还是就应该指人们通俗所认为的有神论里的“神”,我认为是后者。如果硬要为“无神论”留出一块地方,这反而有点“反历史”的感觉。在一千年前,普遍的甚至完全的“有神论”世界里,“无神”不显得唐突和多余吗?更何况,本文后面还明确写“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我觉得强行“无神”就是现代人的“政治正确”。我们今天习惯说“世上”,而古人习惯说“天下”,在有神论的世界里,到底有没有“天上”,至少圣人秉持的态度是“存而不论”的,樵者在这里赞叹的“天下之能事毕矣”,是把“道”限定在天地人三才之中,现在樵者刚刚领悟的“用”之“妙”,只是“众妙”之中的一个,人无法领悟穷尽所有的“妙”,大概也许只有“神”才能“完备”吧。
樵者说:“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於之門,則幾至於殆矣!”我从今以后知道了“事心践形”是如此重要。如果不是听君一席话,我几乎就要走向危险、迷失了。
这一句话,是樵者向渔者提交的口头答辩,证明了他对之前论道的领悟程度。
请注意,“事心践形”这四个字,至此,是第一次出现,渔者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四个字,樵者怎么就能从渔者的话里领悟到这四个字呢?
更要命的是这个“殆”字。樵者说,如果不是遇到了渔者的这一番教诲,自己“几至于殆矣”。“殆”的本义是“危险”的意思。樵者就算没有遇到渔者,他做一天樵夫砍一天柴,平平安安过一生,怎么就至于“危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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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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