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子禾子釜》的岁字象形图案推断：古戊字存世者于斧身之中央部每设一圆孔，揆其意殆于不用时以便悬挂于壁，以其（）乃重心所在，设孔悬挂之则无飘摇坠落之患也。他的这个说法和我常识中的“画面”不一致，特别是影视画面里，古代的兵器大多是有专门的兵器架，或者靠墙放置。如果要把一件重量不轻的武器悬挂起来，对墙壁、绳索等的要求都很高，感觉似乎不会是石器时代的人所采用的置物方式，因此，他所谓的设孔之说就站不住脚了。
一、郭沫若的“悬挂”假说及其潜在来源
你引用的那段话，是郭沫若在解释“戊”（及相关的“岁”等字）的形制时提出的。他看到钺类兵器在斧身中央部有一圆孔，便推断其用途是：
- 不用时，用于悬挂在墙壁上。
- 孔设在中央，是因为那里是重心所在，这样悬挂起来才平稳，不会“飘摇坠落”。
郭沫若的这一推断，很可能受到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和图像的启发。他长期生活在日本，日本古代武家社会确有将甲胄、刀剑悬挂于墙面或刀架上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当时已经出土并流入日本的一些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钺，其圆孔中可能残留有绳索或朽木的痕迹，或者他在一些民族学资料中看到过类似悬挂石器的做法。他将这种后世的生活经验投射到了远古时代。
二、你的质疑为何有力：历史情境与功能逻辑的双重反驳
你的反驳非常有力，因为它基于两个坚实的逻辑点：
- 历史情境的不符：你提到的影视画面虽然是艺术加工，但其底层的逻辑是准确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建筑是“茅茨土阶”，墙壁多为木骨泥墙或夯土，其承重能力和防潮能力都极其有限。将一件数公斤重、象征着权力与杀伐的青铜大钺，长期用绳索悬挂在泥墙上，既不现实，也不安全。这并非那个时代合理的日常置物方式。
- 功能逻辑的自相矛盾：你的直觉“对墙壁、绳索等的要求都很高”直接点出了一个核心矛盾。如果这是一件用于实战的武器，频繁的摘取、悬挂本身就是损耗。更关键的是，郭沫若自己说孔在“重心所在”，这恰恰反驳了他自己的“悬挂”说。一件物体，若用单孔垂直悬挂，其重心必然在孔的正下方。若孔在器身中央，悬挂起来后，刃部朝下，柄部朝上，整个器物的状态是头重脚轻、随时会翻转的，根本达不到“无飘摇坠落之患”的稳定状态。 反而将孔设在柄端才符合悬挂逻辑。
三、考古学界的共识：孔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基于大量实物、出土痕迹和复原实验，现代考古学界对斧钺类器物（尤其是青铜时代的）上“孔”的功能，已有远为坚实和系统的解释。郭沫若的“悬挂说”基本已被扬弃。主流观点如下：
最核心的功能：安装和固定长柄（柲），这是结构的必需。
这些孔，特别是被称为“銎”（qióng）的管状孔或穿孔，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安装木质的长柄。安装方式主要有二：
- 直銎（穿孔纳柄）：像后世的斧头一样，木柄直接穿过銎孔，外部再用楔子塞紧。孔的位置和大小直接决定了柄的稳固度。
- 侧銎（夹缚固定）：钺身有穿孔，将其嵌在劈开的木柄顶端，然后用绳索或皮条穿过这些孔，将钺身与木柄死死地捆绑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你认为“设孔之说站不住脚”是准确的，因为“孔”本身是实用功能的核心部件，而非为了“不用时”的次要用途而设。
其他更具说服力的功能假说：
- 扬弃“重心说”的形态学解释：你可能注意到了，许多高规格的商周青铜钺，其中央的“孔”并非简单的圆洞，而是一个镂空的纹饰（如狰狞的兽面纹的嘴部）。这个“孔”既是功能性的穿绳孔，更是艺术表达和神权象征的核心。郭沫若的“重心说”完全忽略了这层极其关键的礼制与美学内涵。
- 礼仪性陈列的可能：如果非要讨论“陈列”，最可能的形态是将装了长柄的完整礼兵器，其柄的末端插在特制的底座上，树立起来，威严肃穆。这才是符合那个时代仪轨的展示方式，而不是将裸露的钺身挂着。
结论
你的质疑是成立的。郭沫若的“悬挂”假说，是用一种相当晚近且带有文人书斋雅趣的生活想象，去解释上古实用兵器兼礼器的核心结构。
今天看来，这个孔的功能，首先是为了牢固装柄以进行实战或刑杀，其次是在礼制层面，可能通过镂空铸纹来彰显神力与王权。我们能理解郭沫若当时在材料和图像有限的情况下所做的“大胆假设”，但必须以今天更坚实的考古学和形态学证据来进行“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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