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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上林苑的地位，再看萧何的提议，搁你是刘邦也得发怒。况且当时社会安稳，土地并未紧缺到无地可种。在刘邦看来，这就像拆了自家祖坟去种地，是对皇权的直接冒犯。假如皇帝的后宫还有常年不被临幸的妃嫔，是不是也该赐给光棍当老婆？这简直是在侮辱皇帝。刘邦不能不怒，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相国一定收了商人的钱财，才来打我上林苑的主意。太史公原话是“乃为请吾苑”。刘邦视上林苑为“吾苑”——这可不是萧何口中“弃”（废弃不要）的地方。
所以，刘邦一怒之下“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把萧何交给廷尉下狱并戴上刑具关押起来。廷尉是九卿之一，掌管刑辟，是最高司法长官。将萧何交给廷尉，意味着启动正式的刑事调查与审判程序，这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政治信号。
萧何只是为民请苑，并不是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如果不愿开放，拒绝就是了，何必动怒？萧何作为相国，为民请苑，为帝国安定用心，这不是分内的事儿吗？有必要下廷尉走司法程序吗？对比一下：韩信谋反前，只是被软禁在长安，并未下狱。而萧何呢？不是软禁，而是下狱、戴刑具。戴刑具有什么大不了？《周礼》有“刑不上大夫”，这个原则当时仍被广为接受。而萧何的相国爵位，与诸侯王平级。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大夫可比的。退一步说，就算收受贿赂了，谁送的？收了多少钱？罪真的大到了“械系之”的程度吗？而且从后来王卫尉的话中可知，刘邦给萧何上的不只是刑具这么简单。王卫尉问：“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
首先，对萧何动用的规格，让人感觉他犯了大罪。
其次，“系之暴”说明监禁的程度达到了“暴”的等级。如果是一介书生喊“太暴了”，那是书生没见过世面。可王卫尉是廷尉里的人，什么犯人没见过？连他都觉得“暴”，那就是真的暴。
按太史公记述，刘邦将萧何下狱“数日”后，才借着王卫尉劝谏的台阶，“使使持节赦出相国”。萧何系狱数日，刘邦不审不问，只凭身边侍卫的几句话就“赦出”了——真有这么简单？显然没那么简单。这几日，刘邦必定做了深入调查，却找不到萧何一丁点破绽——也许萧何本来就没有不臣不忠之心。面对王卫尉的质问，刘邦需要一个台阶。他说：“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意思是：萧何多半收了奸商的钱，替百姓求我开放上林苑，以此讨好百姓，所以我才抓他治罪。太史公写下这句话，不动声色地暴露了帝王的猜疑之态。刘邦这话说得莫名其妙：认定萧何收了奸商的钱，那拿了钱就该替奸商办事，怎么转头去为百姓讨好处了？如果这是奸商指使的，那这奸商也未免太“为民请命”了——该叫义商才对。如果不是义商而是真奸商，那萧何就不是“自媚于民”，而是“自媚于奸商”了！刘邦首先是通过调查没有找到治萧何的证据，这次又当面被王卫尉问得哑口无言。太史公形容刘邦听完王卫尉那番话后“不怿”。“怿”本意是喜悦，心里欢喜而服从，成语有“心悦诚服”。刘邦的“不怿”，不只是不开心、不高兴，更是那种心里不服不信但嘴上却说不出说不清的郁闷与憋屈。但萧何敢动上林苑这个念头，本身就有问题。就像刘邦被抓了裤裆，但他又不能公开说出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从刘邦“不怿”但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上，其实就可以一瞥刘邦晚年的智慧和决断能力下降的程度。他的直觉告诉他萧何一定是在做局，但他又破不了这个局，所以即便是最后放出萧何，用的也是赦免而不平反。如果是中年鼎盛时期的刘邦，想必一眼看穿：萧何“贱贳贷”违法犯罪在前，请上林苑触犯皇权在后，两罪并罚，怎么就不值得“下廷尉”呢？按秦朝法律，高官强买民田可处罢官、免爵、赔款，而请上林苑这事儿，虽然借口是收受商人贿赂，但刘邦看到的却是“自媚于民”，你前脚在欺压百姓，后脚跟着就自媚于民，刘邦第一感觉就是被戏耍了。
但是我们再仔细琢磨萧何的行为，他先是“贱贳贷”自污，当刘邦不准备亲自追究他让他自己去向百姓谢罪时，这时候，事情的焦点不应该是聚焦在“贱贳贷”上吗？萧何不应该是深刻检讨、认真反思错误吗？他却很突兀地、冷不丁地提出“请上林苑”的提议，检证相国欺压百姓这事儿还没翻篇呢，他就已经跳到了忧国忧民的那一篇了。如果这是失误，一个“文无害”的萧何，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以“文无害”的风格，即便是“请上林苑”，他也会铺垫得滴水不漏，更会找一个更好的时机，而不是在刘邦正在给自己算账的时候，强行扭转事情的焦点而自讨“下廷尉”的苦吃。这个疑点，我们在后面自会揭晓。
不管怎样，萧何必须放。但怎么放，有什么讲究吗？下集《不太高明的帝王心术》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