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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这是咱们普通人都可以办到的事儿，韩信作为大将军能办不到吗？但离谱的是，韩信灭项羽后第二次被刘邦夺军时，太史公原文是“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而《资治通鉴》里写的是“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虽然《资治通鉴》写得更具体，但我认为反而不可信。第一，是韩信不可能“单方面就范”。尽管“项羽已破”，但威胁非一夕解除，天下格局未定，依然需要韩信这样的大将。他手握百战雄师，身经百战，一贯机警。刘邦如果突然带几个随从闯入军营夺权，无异于军事冒险。一旦韩信反抗，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毫无制衡的“深入虎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第二，我质疑的核心，“定陶”与“临淄”的距离。韩信的都城是临淄，大军也应在附近。定陶（今菏泽）在山东最西侧，与东侧的淄博临淄区直线距离近390公里。在古代，即便快马加鞭，这也至少是数日的路程。垓下之战后，韩信大概率是率军返回了齐国腹地，而刘邦从垓下（今安徽灵璧）返回，“至定陶”， “驰入”远在东方的“齐王信壁”是不合理的。这个细节的割裂感，是我无法相信《资治通鉴》的一点。第三，是“军壁”的含义。“壁”绝非可以随意奔驰的临时帐篷。汉代对军营安保极为严格，“止必坚营壁”，出入需验看信符。即便是身为汉王，他如入无人之境“驰入”韩信的核心军营，这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可能性微乎其微。司马迁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点出“定陶”，很可能是他调查后发现了这个地理上的撕裂，也或者是因为其中充满了诡谲无法具体确定在何时何地实施了突袭。总之，这像极了我们常见的某些官宣，字儿越少，事儿越大。如此惊心动魄、甚至可能血流成河的变故，太史公只是冷冷地写下“袭夺”二字。身为齐王的韩信，不但有齐王的印信，还有明确划分的齐国疆域地盘，手里握着几十万军队，一个拥有封国加军权的王，毫无疑问就是事实上的潜在的独立权力中心了。这与韩信刚平定赵国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结果却更为悲惨。“袭夺”这两个字里究竟能包含多少信息？“夺”，我们都懂，但“袭”呢？袭，是“偷袭”，是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动手，一般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显然，这不是交接，是强行剥夺。为什么要偷袭？正常调兵，汉王下诏，战略调整，坐下来好好协商不行吗？未必不行，但在刘邦的眼里只能用“袭”，绝不能让韩信提前知道。这说明在刘邦的眼里，韩信已经进入了一个有能力拒绝命令、有能力造反的王。这时的权力结构是，前线是韩信“功无二于天下”的军功和最显赫的齐王，后方是萧何稳定的行政丞相，天下刚定，秩序未稳之时，如果将相合一，天下可易主。这句话，不需要真的发生，只要存在可能，就已经足够危险。刘邦要破此局，他只需要提前消灭掉这种可能。这就是帝王心术的核心：不等你出事，我先动手。这也是邵雍《题淮阴侯庙》第九首诗里说“幽囚必欲擒来斩，固要加诸甚不难”的意思。一个更冷的细节在于太史公却惜墨如金只写了结果是“袭夺”，却完全不写“过程”。为什么不写？有三种可能：第一，过程太复杂，写不清；第二，过程太难看，不便写；第三，也是最有可能的，过程太残酷，不忍写。史书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从这一刻开始，韩信的身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之前，他是建功立业的统帅；之后，他变成了被收回权力的王。前者，他可以决定战争；后者，他只能等待命运。“功高震主”其实还可以拆开来解。功高，这是刘邦所需要的，但他不要“震主”，哪怕是可能震到他也不行。所以，他把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并只给下邳一个弹丸之地，显然这是“降”。而这个震到刘邦的韩信，是谁推荐的？推荐他的人又在哪里？天下刚定，皇位未稳，刘邦敢同时得罪这俩人吗？于是在汉五年论功行赏列侯分封时，萧何与曹参谁当第一？功臣们认为曹参为第一，刘邦抛出“功人与功狗”论意属并最终定萧何为列侯第一，这是“升”。按理说，萧何功居第一也完全合理。但帝王心术的高明，恰恰在于借助“合理”来达成某种投鼠忌器的平衡。韩信与萧何，这一对外内搭档，一降一升之间，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汉十一年，陈豨反，韩信被诛后，刘邦听说韩信已经被诛杀，便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爵位晋升一级，加封五千户食邑，并拨给500名士兵和一名都尉担任相国的警卫。东陵君召平对萧何说，这是因为如今淮阴侯刚刚在内部谋反，皇上对您起了疑心呢。给您设置警卫并不宠爱您，而是为了监视您。希望您辞封不要接受，并拿出全部家财资助军队，这样皇上一定会很高兴。萧何听从了召平的计策，刘邦果然非常高兴。韩信谋反，萧何与他一同留守京城。刘邦并不确定，这件事里有没有萧何的份儿。派兵监视他，名义上是保卫，实则一箭双雕：若萧何也是韩信、陈豨的同谋，既能防他作乱，也能防余党借机联络，再图不轨。萧何最终散尽家财，破财消灾，换来一时安全。
韩信死后，萧何终于可以不用再“一手托两家”那么辛苦那么累了，但他安全了吗？下期视频《萧何的独角戏》必然让你对他的智慧大声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