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桥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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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巫术会消亡吗？——一个理性的推测】

在确立了巫术起源的辩证解释之后，詹鄞鑫教授将目光投向了问题的另一面。

如果说巫术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当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水平达到足够的高度时，巫术是否会随之彻底消亡？

这是一个纯粹推理的问题，但也并非毫无意义。詹鄞鑫的回答是：恐怕不会。

他从三个层面论证了这一判断。

第一个层面：思维方式的并存性。

“原始思维”并不等同于“原始社会的思维”。它不是一段已经被跨越的历史阶段，而是一种与文明思维长期并存的思维方式。两者的比重会随时代而改变——今天的人类显然比一万年前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但比重变化不等于彻底消失。

詹鄞鑫教授用一系列日常经验来说明这一点。钟表普及之后，人们照样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公尺通行之后，人们照样用“一步之遥”“指头粗细”来估量。这些前科学的、以身体经验为尺度的思维习惯，并没有被精确计时和标准度量所消灭。同样，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天所有人的思维都遵循着同样严密的逻辑，所有人的推理都不再依托尚未被证实的前提。

那样的一天永远不会到来。而只要这种思维状态存在，巫术存在的认知根源就不会彻底消失。

第二个层面：情感因素的永恒性。

在上一期讨论情感说时，我们已经看到，巫术并不只是思维的产物，它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的情感生活之中。

愤怒时撕毁仇人的照片，悲伤时烧毁旧日的信件，尊崇时悬挂敬仰者的画像，喜庆时张贴福禄寿喜的字符——这些行为都具有巫术的性质。它们的目的并非直接改变客观现实，而是满足一种情感的需要。象征物的毁坏让愤怒得以释放，象征物的保存让思念得以延续。

如果要把禁忌也算进去，那么，谁愿意说不吉祥的话？谁愿意做受忌讳的事？这些避讳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与巫术一脉相承。

詹鄞鑫教授由此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巫术与情感同在。 只要人类还有喜怒哀乐，还有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无法在现实中施行的报复，象征性的替代行为就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些行为一旦涉及“以象征影响现实”的隐含信念，就已经踏入了巫术的领地。

第三个层面：文化习俗的惯性。

巫术一旦形成，就不再仅仅是人类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习俗。

除夕大扫除、新春放鞭炮、元宵挂灯笼、端午包粽子、清明扫墓、重阳登高——这些节日活动，无论其原始起源是否包含巫术或迷信的成分，如今都已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即使人们不再相信鞭炮真能驱鬼，不再相信粽子真能祭江，这些习俗依然被一代代传承。

已故名人的纪念凭吊、婚丧喜庆的礼节仪式，同样如此。它们承载的不仅是功能，更是意义、记忆和身份认同。文化习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被改良、被赋予新的意义，但很难被彻底清除。

詹鄞鑫由此提出第二个命题：巫术与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同在。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思维的、情感的、文化的——詹鄞鑫得出了他的判断：不能指望有朝一日巫术习俗被彻底根除。如果能够把对人有害的迷信陋俗加以改造或基本消除，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进步了。

【结语】

詹鄞鑫教授在本章结尾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承认，从辩证法的宏观视角看，有生即有灭，万物皆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规律。但他同时坦言：“我们只说可以预见的未来，过此以往，就非我所知了。”

这是一种学者式的审慎，也是一种对人类有限性的清醒认知。我们无法断言巫术永远不会消亡——也许百万年后的人类心智将进化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状态。但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巫术的认知根源、情感根基和文化惯性，都将使其作为人类心智生活的一部分持续存在。

回顾整个系列的讨论，詹鄞鑫教授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关于巫术起源的辩证图景。

巫术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而是心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抽象思维能力的诞生，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后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巫术也不是纯粹的错误。在原始语境中，它与技术融为一体，是人类试图理解和控制世界的最初尝试。我们今天将它与科学对立起来，用的是后见之明。

但巫术终究是误区。它是因果联想越出正确边界的结果，是人类在尚未充分理解世界之前，用愿望和想象来填补认知空白的产物。认识这种误区的性质，正是人类心智继续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巫术既是人类的光荣——因为它证明我们能够思考；也是人类的局限——因为它证明我们常常思考错误。

而承认这种局限，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的智慧。

【全系列结语】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詹鄞鑫《心智的误区》第三章“巫术的起源”全部六节内容的系统解读。

从天然存在说的形而上假定，到玛纳说的概念迷思；从臆症说的心理动力学，到情感说的日常经验根基；从生产力低下说的教条主义困境，到辩证起源论的正面建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批判性对话，更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的、真正具有辩证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感谢各位的陪伴。如果你对这一话题有进一步的思考或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接下来将进入到第四章：巫术文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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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辩证的视角】

经过前面五期的讨论，我们依次审视了天然存在说、玛纳说、臆症说、情感说和生产力低下说。这些理论或从认知入手，或从心理切入，或从经济基础立论，各有洞见，也各有盲区。

在完成这些批判性评述之后，詹鄞鑫教授在《心智的误区》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正面提出了他自己对巫术起源问题的系统看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一个具有辩证深度的理论建构。

他的核心命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巫术，既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又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的误区。

本期，我们就来完整呈现这一辩证的巫术起源论，并探讨一个与之相关的终极追问——巫术，会彻底消亡吗？

【第一部分：巫术作为进步的标志】

首先，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衡量标准。

詹鄞鑫教授指出，衡量某一事物的进步与否，不应将它与现在相比，而应将它与其出现之前的状态相比。

动物没有巫术。人类在脱离动物状态之后的极其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也没有巫术。从考古发现来看，可能被视为巫术证据的资料，其年代只能以万年计，而人类的历史却以百万年计。这意味着，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巫术并不存在。

因此，巫术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赋，而是人类发展到某一阶段后才获得的“新能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阶段？詹鄞鑫的回答是：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足以产生原始科学技术和巫术的时代。

这一论断中包含着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判断——原始科学技术与巫术，是同一种思维能力的两面产物。当人类的思维抽象程度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巫术的地步时，其科学认识水平也同样不可能达到相应的地步。两者共同扎根于同一种心智能力：将具体经验抽象为一般原则，在不同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这种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动物只能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形成条件反射，它们无法将“摇动这棵树”的经验抽象为“摇动”的一般概念，更无法将这种概念应用到没有果子的树上。而人类一旦获得了这种抽象能力，就同时获得了两种可能性：正确地认识因果关系，或者错误地认识因果关系。

前者导向技术，后者导向巫术。但在原始思维中，两者并不被区分。

因此，巫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心智的一次重大跃迁。它不是退步，不是堕落，而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踩偏了方向。

【第二部分：劳动、语言与思维的辩证法】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生？

詹鄞鑫教授在这一节中，系统地援引了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区别于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运用。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人的脑髓。后者的结构和完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

詹鄞鑫教授特别强调，恩格斯之所以在劳动之外单独提及语言，恰恰因为语言对于抽象思维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可能进行包含抽象概念的思维活动。词汇将具体的感知固定下来，使其可以被脱离具体情境地调取、组合和推理。没有语言，就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就没有抽象的因果联想；没有抽象的因果联想，就没有巫术，也没有技术。

因此，巫术起源的完整逻辑链条应当是这样的：劳动推动了人类大脑和语言能力的发展；语言能力的出现使抽象思维成为可能；抽象思维使人类能够在不同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有时是正确的（产生技术），有时是错误的（产生巫术）。

在这个链条中，劳动是最根本的动力，语言是关键的媒介，思维能力的获得是直接的原因。

詹鄞鑫教授特别指出，劳动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基础”。将“劳动”替换为“生产力”，然后将生产力低下列为巫术的直接原因——这种做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暴简化。它跳过了语言和思维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中介环节，直接从一个最抽象的宏观原则跳到了最具体的文化现象，其结果必然是理论上的空洞和逻辑上的混乱。

詹鄞鑫将这一立场概括为“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核心在于：承认物质生活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坚持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的、与人类心智发展密切相关的中间环节，才能真正解释一种精神现象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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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主观意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原始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比现代人更加缺乏自信吗？

詹鄞鑫教授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论点：我们今日所谓“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历史时做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丝毫不能替代当时人的自我认知。

秦始皇翦灭六国，自以为“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只能将自己与“上古以来”和“五帝”相比，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创立的大秦帝国很快就会被刘邦所灭？每一代人都在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振奋人心”——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时而言，都是适用的。

我们今天可以用后见之明来评判古人的生产力水平。但如果说古人自己也因为觉得“软弱无力”而去寻求虚幻的慰藉，那就毫无道理了。

【第四部分：第三重质疑——原始人知道自己用的是“虚幻手段”吗？】

第三重质疑紧承第二重而来，构成了对生产力低下说最根本的瓦解。

詹鄞鑫教授反复论证过一个核心观点：在原始时代，巫术与技术是融合在一起的。原始人从来不认为那些被我们称为“巫术”的行为是无效的。他们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巫术”这个概念。

狩猎前的模拟舞蹈，在他们看来，与磨尖长矛一样，都是狩猎成功的必要环节。祈雨仪式，与修筑水渠一样，都是确保雨水降临的有效手段。一个原始猎人不会说：我先跳一段舞来“象征性地”提高士气，然后再用“实际的”手段去狩猎。在他的认知中，两者处于同一个因果网络之中，都是技术，都是方法。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生产力低下说的逻辑就彻底瓦解了。因为生产力低下说的核心假设是：原始人因为现实手段的不足，所以“退而求其次”，寻求“虚幻的、非理性的假想手段”。这暗示着原始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使用的是“次品”——知道巫术不如技术有效，但因为别无选择，只能聊以自慰。

但如果原始人根本不知道巫术是“虚幻”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使用巫术，那么，“寻求虚幻手段以弥补现实手段不足”这一整个叙事就崩塌了。

詹鄞鑫教授以极其犀利的语言指出：这种“完全从人的主观意识来寻求起因的论调，本来想套用现成的公式，一不小心偏偏陷人了精神决定论的泥沼”。说得更直白一些，它并不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高明多少，甚至还不如——因为弗洛伊德至少还试图提供一种心理机制的详细分析。

【第五部分：劳动、思维与理论的归位】在完成上述三重批判之后，詹鄞鑫教授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追问：如果要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巫术的起源？

他的答案是：只有劳动才是推动人脑和思维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注意这里的精细区分——是“劳动”，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基础”。

生产力低下说的问题在于，它试图将一个高度抽象的宏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套用到具体的文化现象上，却忽略了其中的中介环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人类起源时，并没有简单地说“生产力发展导致了人类出现”。他提出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人的脑髓。恩格斯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语言——这个因劳动而产生、又与劳动并列的推动力——恰恰是因为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可能进行包含抽象概念的思维活动。

詹鄞鑫教授由此提炼出他的核心论断：只有当人类发展到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由于错误联想而导致的巫术。随着思维能力的继续发展，人类提高对因果关系的鉴别能力，才能够逐渐摒弃那些已被证明无效的我们称之为巫术的技艺。

巫术，既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产物——它标志着抽象思维能力的诞生；又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的误区——它本身就是这种能力尚未成熟时必然出现的偏差。

这是巫术起源问题的辩证法，也是詹鄞鑫教授所坚持的、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结语】

总结来说，“生产力低下说”试图从物质生活的匮乏中寻找巫术的根源。这一理论的初衷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其论证过程却充满了不可逾越的逻辑困难。

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比原始人更“软弱无力”的动物没有巫术？它无法界定：所谓的“软弱无力”究竟是客观标准还是主观体验？它更无法回答：如果原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虚幻手段”，那么“寻求虚幻手段”的叙事从何谈起？

归根结底，生产力低下说的根本症结在于：它混淆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古人”与“古人如何看待自己”。它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替代了原始人的自我认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巫术在其原生语境中的真实意义。

詹鄞鑫教授的批判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可以任意代入变项的公式。它要求我们仔细辨析每一个具体历史现象的中介环节——在这个问题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

巫术的根源，不在生产力低下的匮乏之中，而在人类心智开始觉醒、却尚未成熟的黎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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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来自苏联的声音】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讨论的巫术起源理论——错误联想说、玛纳说、臆症说、情感说——大多出自西方人类学家之手，其共同特点是试图从人类的思维结构或心理机制中寻找巫术的根源。

但还有一条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这条路径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其核心命题是：巫术和宗教一样，根源于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

这个理论主要由苏联学者系统阐发，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詹鄞鑫教授在《心智的误区》中专门设置了一节来评述这一观点，其批评的力度和深度，在整本书中都显得格外突出。

今天，我们就来审视这个被称为“生产力低下说”的理论——它的论证逻辑是什么，詹鄞鑫又是如何逐层瓦解其理论基础的。

【第一部分：生产力低下说的核心命题】

让我们首先了解这一理论的基本主张。

苏联学者托卡列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写道：“无论是原始社会，抑或阶级社会，无不具有对于超自然世界的信仰赖以存在的共同条件，这便是人们的软弱无力。正是这种软弱无力，必然导致社会和自然界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反映；而这种歪曲反映，则是诉诸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宗教信仰。”

另一位苏联学者格里戈连科则更加明确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人类学的“原始思维”理论。他断言，所谓原始人具有特殊巫术意识的说法是“荒诞”的。他主张，巫术信仰的真正根源“不应该从人们意识的特殊性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去寻找”。

格里戈连科的结论简洁而有力：“缺乏确保生产活动取得持续可靠的成果的现实可行的手段，乃是石器时代的人寻求能够对自然界产生实际影响的、虚幻的、非理性的手段的主要原因。巫术舞蹈和仪式就是这样的虚幻的、非理性的假想的手段。原始人类在经济上如此的不发达和软弱，表现出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实际上的无能。这就是产生巫术信仰的社会背景。”

这一论述的逻辑链条可以概括为：生产力低下 → 人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 → 现实手段不足以确保生存 → 寻求虚幻手段以弥补不足 → 巫术产生。

从表面上看，这条逻辑链似乎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将精神现象归因于物质生活条件。但詹鄞鑫教授恰恰从这里入手，展开了一系列致命的追问。

【第二部分：第一重质疑——为何动物没有巫术？】

詹鄞鑫提出的第一个质疑，简洁而锋利。

如果巫术的根源在于“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那么，比原始人更加软弱无力的动物——比如一只面对寒冬的野兔，一只面对天敌的羚羊——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巫术？

比动物稍强、但仍远逊于现代原始部落的早期猿人或早期人类，为什么在漫长的百万年历史中没有留下巫术的痕迹？

这个问题，生产力低下说无法回答。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那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詹鄞鑫教授对这个反驳的回应，成为整篇评述中最精彩的逻辑分析之一。

他指出：当我们试图说明某种现象的起因时，如果发现有多个因素在起作用，就必须区分——哪些因素是问题提出时就已经不言自明的前提，哪些因素才是这个前提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只有后者，才是我们应该寻找的“关键因素”。

举例来说。当我们说“存在决定意识”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人类已经存在。如果人类尚未出现，根本谈不上什么“意识”。这个前提是讨论的出发点，但它本身不是解释某个具体意识现象何以产生的直接原因。

同样，对于巫术起源问题，人类社会的存在、经济生活的存在，都是不言自明的前提——除非动物也有巫术。但这些前提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巫术为什么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而在之前漫长的岁月中并不存在。

因此，詹鄞鑫得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如果单独考虑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巫术的产生，那么，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寻找起因。真正起作用的经济因素之外的因素，才是值得追问的核心问题。

【第三部分：第二重质疑——“软弱无力”究竟指什么？】

詹鄞鑫教授的第二个质疑，直指“软弱无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

他追问：“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究竟指的是客观状况，还是主观意识？

如果指客观状况，那么，什么才是衡量“坚强有力”与“软弱无力”的标准？

百兽之王的老虎和人人喊打的老鼠，哪个更坚强，哪个更软弱？老鼠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繁殖能力远超老虎，从物种存续的角度看，究竟谁更“有力”？

现代科技武装的文明人，似乎比原始人强大得多。但当工业文明将海洋、山林和天空破坏到难以逆转的程度时，当人类制造出足以毁灭自身的武器、而这些武器随时可能被某个网络漏洞所触发时，现代人究竟是更加“坚强有力”，还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军官所坦言：“科学技术的进步既使我们强大，同时也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弱小。”

可见，“软弱无力”作为一个客观标准，根本无法被清晰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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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仪式中的情感——巫蛊术的现场还原】

情感不仅是巫术的诱因，也贯穿于巫术的实施过程之中。

马林诺夫斯基曾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巫蛊术为例，提供了一段极为细致的现场观察。詹鄞鑫教授在书中全文引述了这段描述，我们不妨一同进入这个充满情感张力的仪式现场。

施术者向作法对象的替身念着咒语，怒气冲冲，如同发狂一般。他用针直刺，刺入之后左右摇摆，仿佛要扩大对象的伤害，然后突然抽出。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表演了刺害的动作，而且表演了与这行为相联的全部情感。

当他向对象念咒语时，他模仿着对象逐渐衰弱的状态——声音愈来愈低，仿佛对象的气息正在消逝；念到最关键的口诀时，他的声音沉入最低，仿佛对象已经死去。整个仪式被笼罩在死亡与愤恨的空气之中。

马林诺夫斯基对这段观察的总结极具洞察力：“这种活跃的表情，本身是目的，而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句话值得细细品味。“本身是目的”——情感的宣泄本身就是仪式的目的之一，施术者通过表演愤怒和仇恨，释放了内心的紧张。“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情感表演同时被认为具有实际的效力，它能够将表演中的状态传递给远方的对象，使其真实地发生。

詹鄞鑫教授由此延伸出一个关于艺术起源的重要推论：戏剧艺术，很可能就是由这种远古的情感巫术手段直接发展而来的。当巫术的实效性逐渐被怀疑，其情感宣泄和模仿表演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活动。这一点，我们在后续讨论艺术起源时还会深入展开。

然而，詹鄞鑫教授在肯定情感的重要作用之后，笔锋一转，回到了他始终坚持的理论立场。

【第四部分：詹鄞鑫的批判——情感是催化剂，不是根源】

尽管情感在巫术的诱发和实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詹鄞鑫教授认为，它仍然不是巫术得以建立的最终原因。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追问：施术者在此地表演对象衰弱或死亡的状态，他凭什么相信这种表演能够导致彼地的对象真实地发生同样的状态？这种“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如何在他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

这个问题，情感本身无法回答。

情感可以解释人为什么“想要”去撕毁照片——因为愤怒需要出口。但情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相信撕毁照片就能伤害照片中的人。前者是动机，后者是认知。而巫术之所以是巫术，恰恰在于这种认知上的因果错置。

詹鄞鑫的结论是：情感对于巫术的诱发和实施确实有重大关系，但最终使巫术得以建立的原因，还是要从人类对因果关系认识的思维方式上来寻求答案。

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区分。如果我们将“思维”的概念扩大到不限于抽象思维的范畴，那么思维可以包括情感思维、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等不同层面。从这个角度看，高等动物也都有某种程度的思维——我们很容易在驯养动物身上观察到情感活动和带有智力因素的行为。狗会因喜怒哀乐而出现相应的行为，甚至能够奋不顾身地营救受难的主人。

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动物能够进行抽象思维。这意味着，情感表现带有更多的本能性质，它不足以将人类的巫术行为与动物的情绪反应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使巫术成为巫术的那个关键要素，仍然是抽象思维层面的因果联想——无论这种联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低级阶段，情感因素就越是强烈地支配着思维和行为。即使在今天，情感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的判断。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依然残存着大量巫术性质的行为——不是因为现代人的认知能力与原始人相当，而是因为情感的逻辑从来不曾被理性的逻辑完全取代。

【结语】

总结来说，“情感说”为巫术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维度。

它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巫术行为与日常情感体验之间的连续性。巫术不是某种脱离人类正常心理的怪异产物，它扎根于每一个普通人都曾经历过的情感时刻——当你愤怒地撕毁一张照片时，当你对着空椅子说出未曾出口的话时，你已经走在了巫术的边缘。

但它的局限同样清晰。情感是巫术的催化剂，却不是巫术的认知根源。情感可以解释“为什么做”，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前者是动力问题，后者是结构问题。而巫术之为巫术，恰恰在于后者——在于那种将象征等同于现实、将模仿等同于实效的特定的因果认知方式。

如果说泰勒的理论描绘了巫术的“骨架”——错误的因果联想；那么情感说描绘的则是巫术的“血肉”——驱动这些联想的人类情感。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但若论何者为根本，詹鄞鑫教授的答案始终如一：巫术的最终根源，仍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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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另一种解释路径】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先后审视了泰勒的“错误联想”理论、弗雷泽的“巫术先于宗教”假说、“玛纳”说的概念迷思，以及弗洛伊德的“臆症说”。这些理论虽然立场各异，但大多将巫术的起源归于某种认知偏差或心理机制。

然而，还有一条路径被一些人类学家格外重视，那就是人类情感在巫术形成中的作用。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巫术的种子，埋藏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体验之中——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当这些情感找不到现实的出口时，巫术便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宣泄方式应运而生。

这与弗洛伊德的“臆症说”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讨论的是一种近似病态的心理结构，而“情感说”指向的是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经历的日常情感。本期，我们聚焦詹鄞鑫教授对这一理论的评述。

【第一部分：博厄斯的自白——愤怒与象征性报复】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极其个人化的自白。这段文字出自弗兰兹·博厄斯之手，他以自己的学生时代为例，来说明巫术行为的情感根源。

他写道：“如果一个男孩看到有人向他的照片上吐唾沫并将其剪碎，那他是有理由生气的。在我学生时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斗殴，而我会竭尽全力给予对方实际的打击，作为他对我的象征性打击的报复。如果打赢了，我会认为这是我遭到损害以后的报偿。我相信，我的感情和其他青年不会有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就成了‘巫术的’了。”

博厄斯特别强调，这种反应“没有任何心理分析的含义”。他所说的“心理分析”，指的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对无意识深层结构的剖析。博厄斯的意思是：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理论建构，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在受到侮辱时的本能反应——想要报复、想要回击——就足以解释巫术行为的心理动力。

当你无法直接打击侮辱你的人时，你就打击他的照片。照片是象征，但愤怒是真实的。

马林诺夫斯基几乎以同样的口吻写道：“你难道全不曾撕破过你最好的朋友的像片，烧毁过他或她的信札，抛掷过过去友谊的纪念物么？你不曾诚心地诅咒过不在跟前的人们么？”他进一步举了一个超越个人层面的例子：当战争爆发时，每个国家都会大批破坏与敌国有关的物品——愤恨的诗歌、破坏的祈祷、无情的咒骂——这一切几乎可以说使交战国为一种巫术毒气所围绕。

马林诺夫斯基对这些行为的定性是：“这些举动不是传统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如此，它们是人类对于无办法的和无从发泄的愤恨的一种反应。”

这正是“情感说”的核心命题：巫术的原始形态，不过就是人类情感找不到出口时的一种自然反应。它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体验的。

【第二部分：一个中国经验的印证】

如果说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还显得有些遥远，那么詹鄞鑫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观察，足以印证这一理论的洞察力。

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文革”最初三四年的群众性行为。

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塑像、祝辞、徽章、歌声、舞蹈——忠字舞、红海洋——以及早晚向画像的请示汇报；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判中将反面人物的名字歪斜书写并打叉、漫画丑化、书写“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不翻身”等等。

詹鄞鑫教授指出，这些充满象征性的行为活动，无不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我们不妨稍作分析。为什么要把名字写得歪歪斜斜？为什么要在名字上打叉？为什么要画漫画将其丑化？这些行为对于打倒一个真实的政治对手，在客观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功能：它们让参与者在情感上体验到了“打倒”的快感。当现实中的权力关系无法被直接撼动时，符号层面的攻击就成为了情感释放的替代性出口。

这一点，与博厄斯所说的撕毁照片、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诅咒不在场的人，在心理机制上完全相通。情感需要一个对象，当真实的对象不可及时，象征物便取而代之。而一旦象征物被赋予了与真实对象等同的意义，我们就已经踏入了巫术的领地。

詹鄞鑫进一步指出：言语、文字、图画、雕塑、音乐、舞蹈——这些本质上都具有符号性质，它们的象征性含义不是天然的，而是由联想或规定赋予的。然而，一旦这些符号被赋予了情感的象征性意义，它们便具有了与情感本身一样的等同性。

这种“等同性”正是巫术思维的核心原则。人们在强烈的情感支配下，是很难将情感与理智区分开来的。这正是巫术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部分：仪式中的情感——巫蛊术的现场还原】

情感不仅是巫术的诱因，也贯穿于巫术的实施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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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被低估的提问】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讨论了两个关于巫术起源的重要理论。泰勒和弗雷泽将巫术归结为认知层面的“错误联想”——把想象的联系误认为现实的联系。“玛纳”说的支持者则认为，巫术根源于对非人格的普遍魔力的信仰。

这两种解释各有建树，但它们似乎都漏掉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精神分析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审视泰勒的理论时提出的。

弗洛伊德敏锐地指出，“错误联想”固然可以解释巫术是怎么操作的，但它无法解释巫术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人类会如此顽固地相信——通过某种仪式就能呼风唤雨？通过模仿就能伤害远方的敌人？一定有一种更深层的“起动的因素”在起作用。

这个追问本身，就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贡献。但詹鄞鑫教授在《心智的误区》中对“臆症说”的评述却显得颇为单薄，几乎是一笔带过。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件原文没有充分展开的工作——补全弗洛伊德的原意，全面审视这一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第一部分：弗洛伊德到底说了什么？——澄清“臆症说”的原意】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关键问题。詹鄞鑫教授将弗洛伊德的理论概括为“臆症说”，这其实是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标签。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说巫术起源于“臆症”（即精神错乱或心理障碍），而是建立了一个更为精妙的类比框架。

弗洛伊德的核心命题，集中于《图腾与禁忌》的第三篇论文中——题为“泛灵论、巫术与思想的全能”。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他们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

什么叫“思想的全能”？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思想本身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我想让它下雨，它就一定会下雨；我在心里诅咒一个人，他就会真的遭殃。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之所以会相信巫术有效，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万能”的信念在起作用。

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这种“思想万能”的心理状态，与现代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某些特征存在结构性的相似。强迫症患者常常过分注重思想的真实性，而非经验的真实性——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在脑海中有了某个念头，就会在现实中引发相应的后果，因此必须反复洗手、反复检查来“抵消”这些念头的影响。弗洛伊德正是从这种类比中，寻找原始巫术思维的心理学根源。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核心论点是：巫术的动力来源是“思想全能”这种原始的心理状态，而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精神错乱”。

【第二部分：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没有可取之处吗？】

詹鄞鑫教授在原文中对弗洛伊德的批评集中在一点：用精神病患者的心理障碍来解释原始人的心态，无法令人信服。原始人如果都像精神病人一样，连正常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文明进步了。

这个批评有其力度。事实上，学术界的类似质疑一直存在——弗洛伊德根据强迫症案例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测宗教和巫术的起源，确实缺少直接的科学依据。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完全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论价值，同样有失公允。弗洛伊德的理论至少有三点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一，他提出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关键问题：认知错误本身不足以解释巫术的心理驱动力。 人类在历史上犯过无数认知错误，为什么偏偏是巫术这种错误能够如此顽固地延续下来？这说明，巫术除了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需要”。弗洛伊德将研究的重心从认知层面转向动力层面——人类为什么“想要”相信巫术——这个转向本身就极具洞见。

第二，他首次将巫术研究从纯粹的认知分析拓展到了情感和欲望的领域。 泰勒和弗雷泽描绘的是一个“冷静的原始人”——他只是犯了一个推理错误。而弗洛伊德描绘的是一个“有渴望的原始人”——他怀着强烈的愿望，以至于不惜用幻想来满足自己。正如詹鄞鑫在原文中所引用的弗洛伊德原话所说，幼儿会利用感官上的激动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满意的情境，成年的原始人也可能采取类似的方式。这种“愿望驱动”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巫术的情感根基打开了一扇窗。

第三，他架设了一座从个体心理学通向集体文化现象的桥梁。 弗洛伊德通过将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相比较，在社会人类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建立起对话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开拓。

【第三部分：心理动力是“必要”还是“充分”？——对弗洛伊德最公允的批判】

然而，承认弗洛伊德理论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他的解释。恰恰相反，对他最有力也最公允的批判，来自于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心理动力是否足以促使巫术产生？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詹鄞鑫教授在原文中其实已经触及了这个关键——他批评弗洛伊德“用精神病患者的心理障碍来解释原始人的心态”，并引用了博厄斯的观点，指出文明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区别“决不在于正常与错乱的不同”。

我认为，这条批判线索值得深挖。

弗洛伊德的问题，不在于他关注精神和心理，而在于他把心理动力当成了巫术产生的充分条件。原始人有强烈的愿望——这当然是真的。任何人都有强烈的愿望，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就发明巫术。所以，心理动力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充分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个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加以佐证。心理学中有一种解释框架叫做“补偿控制理论”。简单来说，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或不可控的情境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人们会倾向于采取某些仪式化行为来“找回控制感”——即使这些行为客观上并无实际效用。

这个框架解释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巫术这种“无效行为”会普遍存在？因为它有心理功能——它让人“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对局面的控制。这种“感觉有效”与“实际有效”之间的分离，正是巫术得以长期存在的心理基础。

但补偿控制理论同样也说明，心理需要只是驱动因素，而不是内容来源。巫术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为什么是这种仪式而不是那种仪式，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那种方法——仍然来自于认知层面的“错误联想”。弗洛伊德过于强调前者，以至于忽视了后者的根本性作用。

因此，一个公允的判断应该是：弗洛伊德找准了关键，但他高估了这个关键的作用。他从精神和心理来切入巫术研究，方向是对的。但他的“臆症说”将巫术归因于一种近似病态的心理结构，却混淆了普遍的人类心理需要和特殊的病态心理状态之间的本质区别。原始人的心理机制与我们并无不同——区别在于他们所处的认识阶段，而非他们的精神状态。

【第四部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全面审视之后，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为什么会被詹鄞鑫如此简略地处理？

我注意到，詹鄞鑫教授的整本《心智的误区》，其理论底色是认知主义的——他继承了泰勒和弗雷泽的“错误联想”传统，将巫术的本质定义为一类认知偏差。从这个立场出发，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视角确实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这种简略，恰恰暴露了认知主义巫术研究的一个盲区：它将巫术完全还原为认知错误，却无法解释这种错误的巨大心理吸引力。一个完整的巫术起源理论，必须同时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错”和“为什么要这么错”。弗洛伊德试图回答后者，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问题：巫术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到底有没有出路？

弗洛伊德的“臆症说”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争议，根本上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难题：当我们用精神分析来解释人类行为时，我们到底是在解释原因，还是在构建一个无法验证的神话？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无法作为巫术起源的科学解释，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人类心智的误区，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逻辑错误，更是被愿望、恐惧和焦虑所驱动的热切的迷途。这一点，是任何只讲认知不讲情感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

【结语】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弗洛伊德的“臆症说”究竟说对了什么？又错在哪里？

他的正确在于，他看到了泰勒“错误联想”理论的盲区——巫术不仅是认知错误，更是被强烈愿望驱动的行为。他将研究焦点从“人怎么想”转向“人为什么这样想”，这一点不容忽视。

他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普遍的人类心理需要和特殊的病态心理状态，将认知问题替换为精神健康问题。心理动力是巫术产生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能解释“人为什么想要”，却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这样要”。

要理解巫术，我们需要泰勒的冷静之眼，也需要弗洛伊德的欲望之眼。前者揭示逻辑的偏差，后者照见愿望的执着。二者缺一，便无法看清这心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