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精读1:本源性的标度时间:“时”

【原文，P40-47】

“久”虽然是第一个测度时间概念，但并不是最早的时间概念。在《墨经》的“久”之定义中，用来定义的“时”是更本源的标度时间概念。

与西方测度时间掩盖原初的标度时间相反，中国人所抽象出的测度时间“久”并没有掩盖住原初的标度时间“时”，相反，在反映中国的时间文化的文献中，“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时”的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指天象、气象和物候等自然环境构成的情境、形势，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场，所谓“天时”、“四时”是也。

同世界各民族一样，天时首先被编成便于协调日常生活的时间标度体系，例如，一年分四季十二个月，分二十四节气，一天有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半夜、凌晨等等。这个标度体系如果抽去它们所包含的自然情境、形势和场，就会逐步退化为纯粹的测度时间体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人的测度时间体系始终不纯，始终带“场”出现。四时总是带着它们的象征，“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吕氏春秋·十二纪》)。“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孙子兵法·军争篇》)。

江晓原在其《天学真原》中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绝不只是“判别节气，记载时日，确定时间计算标准等编制历谱之法”。“历谱初时仅排有每月日期、每日干支及个别历注，后来由简趋繁，于每日下加注大量吉凶宜忌等内容，篇幅数十倍于最初之历谱，遂演变为历书。”1依照日月和五大行星之运动编写吉凶宜忌等内容，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内容，而编制历谱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的测度时间未脱原初的标度意味，中国人始终没有一个纯粹的测度时间体系。时日携带着它对人事的特定意义依次登场，中国的计时工作者(包括今日所谓天文学家、历法家、占星术士等等—也许本来就是一回事)所测定、所标记的时日，本来就是渗透着特定含义的时日。历书就是要将“时”中所包含的特定意义展示出来，这是中国“历”的题中固有之义。不仅历书如此，历谱也应作如是观，它只是比较简单地历书，而决不是纯粹的测度体系。

时日的“意味”,保存在天干地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标度体系之中。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相组合得到六十对干支，它的不断循环构成了一个标度体系。据说自殷商时代开始以此循环计日。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布四分历，正式用干支纪年。这种循环标度体系与今日公历计年的线性数字体系的区别，不仅在于一个是循环的，一个是线性的，而且在于每一个干支本身都是有意味的。

十个天干显示的是生命生、长、盛、衰，死而又生的变化过程:

“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

“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

“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日辛。

“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史记·律书》)

“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杼木于戊，理纪于己，歙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汉书·律历志》

十二地支被对应于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变化，也是描述生命的一般生长收藏序列:

“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

“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

“寅言万物始生虫寅然也，故日寅。”

“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

“辰者，言万物之虫辰也。”

“已者，言阳气之已尽也。”

“午者，阴阳交，故曰午。”

“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

“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史记律书》)

“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萼布于午,昧爱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汉书·律历志》

由于年、月、日和时辰都用干支标记，所以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被八个有意味的干支的组合来标度，它们的意味则可从这些组合中获得。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用八字算命的风俗，所谓八字就是标志每一个人的出生时刻的八个干支。男女订婚时，须互换八字帖，通过八字推算看他们是否和谐。

中国思想特别强调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是说天运行刚健，人也当自强不息。由于天人相感相通，“天时”所代表的由天象、气象、物候等组成的这种相互交感的宇宙场，便被认为对人事有制约作用。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否定的作用。《淮南子·天文训》有一段天地人交感合一的描述:

“日至而糜鹿解……月虚而鱼脑流……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麒麟斗而日月食，鯨鱼死而彗星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

由于天人相通，顺天应时便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生活原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乃人生的至高理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文言》)适时者受益，背时者受损。时令、时节、农时等概念，正反映了中国人对顺天应时的自觉性。

农时是为安排农业生产所用。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关于农时的论述数不胜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凡农之道，候之为宝。”

“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审时》

时令则是按月、按季节安排政治活动，在《礼记·月令》中详细记载了天子顺天应时，举行相应仪式和活动，呈现了一派天象、气象、物候、人事交相融通的景象，如: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皋。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礼记·月令》对于“时”的重视，不仅限于规定该做什么，而且规定不该做什么:

“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孟春纪》)

“时”之意味还特别体现在治病救人的医学上。对治病用药讲究时间性，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医学中是别具一格的。“《内经》认为，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要受气候条件的影响，甚至一日之内的不同时刻，人的生理病理表现也不同。因而养生、防病、治病都应当因时制宜。”《内经》里有关天时与人体状说之间相关联的论述颇多，兹举几例:

“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素问·诊要经终论》

“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

由于人体生理与天时如此的关联，适时变得极为重要。“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这是指的针灸取穴要注意时间，因为“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灵枢·卫气行》下面是失时的后果: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素问·诊要经终论》

“时”的第二方面是指更抽象、更一般性的机会、条件，所谓“时机”是也。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讲的就是“时机”。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在处理世事中的灵活与机敏，全通过“时机”一词表现出来。不同的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旦做如何扣住机关，对此的明察是实用理性。

“时”的第三方面是指宇宙间某种神秘的力量和趋势，顺之者得益，逆之者受损。所谓“时运”是也。文献中多有这类说法，如“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王勃《滕王阁序》)，“时不利兮骓不逝”(《史记·项羽本纪》)等等。

“时”的概念以“天时”为基础，融汇了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意思。实际上，对天时的注重，就来源于将天时理解成宇宙中某种神秘的力量和趋势，理解成处事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时”的观念，是三个方面融为一体的。

负载着原始意味、携刻着象征的“时”的概念的支配性，导致了中国思想中物理因果性概念的贫弱。只有当“时”之标度脱离具体的事物关系(即“机”,机遇、机缘)成为纯粹的测度时间，事物的关系才会独立出来，以作因果关联的探究。中国思想家停留在对“时”的感悟上，它的形式化的标度体系，反而掩盖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比如，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春天就导致生物的生长，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带出对原因的追究，然而，中国古人的思想并不延着这个思路前行，在他们看来，春天导致生长是非常自然的，春天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就其在“时”之标度体系之中的位置而言，本来就是生长的季节。因此，这个问题是一个奇怪的、不是问题的问题。意欲带出对因果性之追究的问题，在中国思想面前不是问题。

只有春天被还原为时间数轴上无任何意义负载的一段时，春天与万物生长的神奇的联系才需要一个解释。西方科学先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一个科学世界，再由科学世界反过来对生活世界进行解释，这个解释体系就是因果体系。

【精读】

一、这段论述的高明之处与核心价值。

吴老师在此做出的最关键贡献，是指出了一个极易被现代思维遮蔽的事实：中国传统的时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空的、均质的、纯数学的“容器”，而是一种有质感的、起伏的、充满意味的“场”。（GPT：中国文化中的”时”，不是time，而是Situation（情势）、Field（场）、Kairos（适时）、Destiny（时运）四种意义的综合。） 

他用“标度时间”与“测度时间”这对概念，将中西分野清晰地揭示了出来。西方时间观的革命性一步，是“空间的刻度化”，时间成为一个空洞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几何线段，正是这一步，构成了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基石。而中国时间观始终抗拒这种纯粹化，其标度本身——无论干支还是节气——都携带着具体的宇宙情态和生命指南。这个洞察，可以说是全书最闪光的洞见之一，它让我们瞬间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学”与星占、历法与数术，始终是缠绕在一起的。

他说“时”其实就是一种“场”。他说的是：一个时刻，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包含：光线、温度、风向、湿度、草木状态、动物活动、人体状态……所有这些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情境。比如：春天。它不是：3月到5月。而是：柳树发芽、燕子回来、土变松、河开始化冻、人容易犯困、适合播种……这一整个生态系统。这就是：“场”。今天生态学其实也这样理解。

合理性： 这极具现象学眼光。在人类的本源体验中，时间绝不是机械钟表的嘀嗒声，而是麦浪的起伏、日影的移动、关节的酸痛。中国文化完整地保留了这种“活生生的时间”（Living Time），而西方现代科学则为了追求精确，将时间“空间化”和“数轴化”了。

我认为，这一节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时间究竟只是一个坐标，还是一种世界正在呈现出来的方式？

现代物理回答前者。

中国古典文化更接近后者。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学科又重新强调”情境”的重要性：生态学关注环境整体，复杂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状态，行为科学强调决策受具体情境影响，生物学则揭示了生物节律与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并不是回到古代”时运”观，而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重新认识”时”与”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如果说吴国盛这一节最大的贡献，我会概括为一句话：

他提醒我们，中国传统的”时”从来不仅仅是钟表上的一个刻度，而是一个融合了自然节律、社会实践、生命状态与文化象征的”情境时间”概念。

随着时间生物学（Chronobiology）和时间心理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中国古人将时间理解为“生命与环境的共鸣场”具有惊人的超前性。

昼夜节律与内脏排毒（支持“因时制宜”）：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现代医学证实，人体的激素分泌、免疫细胞活性、器官代谢确实随着24小时交替呈现极强的“时序性”。《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因时制宜”，在现代生物学中找到了直接的细胞和分子证据。

季节性情绪失调（SAD）（支持“四时之气”）： 现代精神医学证实，日照时间和季节变化（天时）会显著改变大脑中的血清素和褪黑素水平，直接影响人类的情绪和行为（如冬季抑郁症）。这为《孙子兵法》“朝气锐、暮气归”和《月令》中的天人感应提供了生物学层面的“因果解释”。

现代人生活在由钟表、手机和服务器统治的“纯粹测度时间”中，我们被均质的、冷酷的、不可逆的数字时间所奴役（如外卖小哥的“算法时间”），导致了普遍的焦虑与“异化”。

而吴国盛通过对中国传统“时”的阐释，重新唤醒了我们对“本源时间”的记忆：

时间不应该是冰冷的刻度，它应该有关怀、有温度、有生命的节奏。重新寻找“时”的意味，在因时制宜中与自然握手言和，或许是现代人对抗时间焦虑的一剂良药。

二、这段论述面临的三个挑战 

第一个巨大的挑战，来自当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