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桥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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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谏臣相对的
是贡禹匡衡
这些以学事主的大臣
他们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进行攻击
而是从根本上入手
用儒家经典的大经大法
比如节俭正家近忠远佞等
来持续涵养熏陶君主
旨在正本清源
这种方式看似迂缓
但能“保其大纲而不乱”
维持国家的整体稳定
接下来王夫之
举了一个核弹级的例子
他把孔子搬了出来
说像孔子那样的圣人
在告诫懦弱的鲁哀公时
也只用人道
和政治的根本原则
来规劝
而不屑于具体去预作防范
比如奔越之类的祸事
这难道是孔子不通达
时事变化吗
不是
是因为道预先确立了
祸变自然就会消弭
这里提到的“奔越之祸”
是指鲁哀公时期
鲁国的国政
被季孙氏
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权臣把持
这三家权臣都出自鲁桓公
史称“三桓”
君权旁落
鲁哀公不甘心做傀儡
曾试图借助外力铲除“三桓”
但最终失败
由于恐惧被“三桓”加害
他于在位的第27年
即公元前468年逃亡到邾国
后又辗转流亡到越国
寻求庇护
并最终死在那里
这就是鲁哀公奔越的故事
孔子在辅佐鲁哀公时
未必不能看到君权衰微
必有与权臣之斗的未来
但是
孔子却只讲人道政本之大端
而不屑于具体的教鲁哀公
如何权谋
如何应对三桓
以及预防未来的奔越之祸
在孔子看来
为君之道的根本
在于修德与行仁政
只要这个根本稳固了
像三桓专政这类具体问题
自然会消解
如果舍本逐末
只教君主权
术斗争
铲除了三桓
还会有别的权臣崛起
或者
君主还会被其他权术祸害
可谓是防不胜防
在君子的眼里
道永远比术高级
所以自孔子以降
历史上的儒家圣贤
在辅佐君主时
大多都讲道不讲术
儒家的学说里
可以说很少有帝王术
同样也讲道的道家学说
其中既有对无为之道的尊崇
也有帝王术和阴谋论
儒道对立了数千年
两家的恩怨情仇不可胜数
说到底
也许是两家的三观不同
比如儒家把名和节
看得比生命还重
但是道家却不以为然
具体到汉元帝的问题
王夫之又说匡衡不是说过吗
亲近忠正
远离邪佞
见识短浅的人
要警惕受到蒙蔽
仁爱温良的人
要警惕优柔寡断
这些话其实已完全点出了
元帝的所有短处
只是他们
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激烈言论
以防止导致元帝
进行残酷的打击
报复罢了
对于可以晓喻的君主
用含蓄精微的语言
就能让他明白
对于不可晓喻的君主
就算你痛哭流涕的去争辩
他也终究不会明白
因此君子的言论既有根本
又切中要害
并且不违背基本的常道
对于补偏救弊的权术手段
贡禹和匡衡是有所不取的
这难道
不正是在践行君子之道吗
在这一段论述中
王夫之提到了
人的本性之难改变
可劝的人
三言两语他就明白了
不可劝的人
把一整部论语讲给他也白搭
因为人的秉性难以改变
他在这里还提到了一点
特别值得
那些总喜欢给别人提意见
建议的人
记到心里面
就是这句“特不为矫枉之论
导之鸷击耳”
值得刻写在心里的两个字
是：“鸷击”
“鸷击”一般和“狼噬”连用
形容凶狠的残害人
鹰雕和恶狼
猛禽和恶兽出现在一起
就应该能足够引起你的注意
你不要觉得那些优柔寡断
温良仁爱的人
好像很没有主见
似乎很好拿捏
但是
假如你一旦矫枉过正了
你敢想象这些优柔寡断的人
一旦决断起来
有多么可怕吗
当他们长期的隐性的
潜在的压抑
犹豫和焦虑
冲破临界点
其释放的能量
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表现为过度补偿的暴烈
和不容置疑
就像“鸷击狼噬”一样凶残
呐
当一个人在你的劝谏下
表现为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就应该警惕
被他“鸷击”报复了
专门挑别人的刺
指出别人缺点的这种好人
特别难做
却极其容易被灭
爱是欣赏
不是改造
学生能感受到老师的爱
才可能认真跟他学习
整天净挑自己刺的老师
学生不可能喜欢
师生之间如此
同事朋友家人亲戚之间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所以
王夫之总结的君子之道
在于以“大常”教育人
而不屑于
通过补偏救弊的诡计
权术
去标新立异
当一个人在常规常理方面
都做不好时
那他出乱子是必然的
这也是周易《蒙卦》的卦象里说
“蒙以养正，
圣功也”的原因所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养一身正气
胜过修万千短板
强过补无数缺点
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忠告
到这里那个烦人的问
题显然是可以肯定的回答了
焦赣肯定是一位好老师
他以君子之道教京房
而京房
也无愧于一位真正的君子
无愧于焦干对他的教诲
但是焦赣的那句“得我道
以亡身者
必京生也”到底说对了吗
京房最终死于非命的悲剧
到底是不是因为
得了焦赣的“道”
导致的呢？
当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一步步的剥开这个谜底
的答案时
你会更加敬佩焦赣的品德
也会更深刻的理解
焦赣心中那份沉重的痛
焦赣的话题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京房在 33 岁时
开始入朝为官的仕途生涯了
然而
33 岁的京房
因为没有做一件
他这个年龄本该去做的事
却让他因此
而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什么事呢
且看下回揭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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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禹和匡衡
都是宣、元时期的大臣
贡禹生于公元前124年
卒于公元前44年
字少翁
他在汉宣帝时任谏大夫
在汉元帝时任御史大夫
匡衡的生卒年不详
在汉元帝时位至丞相
成语凿壁偷光的故事
主角就是匡衡
他家世代务农
幼时家贫
没钱买油灯
为了在晚上读书
便凿穿家中墙壁
以借邻家的烛光照明
匡衡学习刻苦
对诗经有很高的成就
当时有“无说诗，匡鼎来。
匡语诗，解人颐”的说法
这句话出自刘歆的《西京杂记》
鼎是匡衡的小名
这句话的意思是
要想听诗经讲解的好
就请匡衡来
匡衡一讲诗经
就能让人听得开心大笑
诗经是儒家首推的治学经典
是比周易
更当之无愧的群经之首
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它并不是一本笑话书
故事书
为什么匡衡一讲诗经
就能让人听得开心大笑呢
佛家常说随心欢喜
听闻无上妙法
时得大欢喜
其实
正因为匡衡对诗经的造诣深
能向人们讲的明白透彻
人们心中有豁然
开朗的领悟时
自然心生欢喜
这就是大欢喜
王夫之在评价贡禹和匡衡
二人的学问时
认为“其不醇者
盖亦鲜矣”
其中不纯正的地方是很少的
特别引用了几句他们的名言
其中
匡衡对人性弱点的总结
很值得注意
匡衡说“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聪明通达的人
要警惕过于明察秋毫
见识短浅的人
要警惕受到蒙蔽
勇猛刚强的人
要警惕过于暴烈
仁爱温良的人
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
安舒的人要警惕落后于时事
心胸宽广宏大的人
要警惕粗心遗忘
人无完人
每个人
都有自己值得警惕的地方
有评论者认为
汉元帝性格柔弱
缺乏决断
贡禹和匡衡
不直接指出这个问题
却只就着元帝表面上的长处
孜孜不倦的用恭谨
节俭来鼓励他
这是贡、匡二人的罪过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元帝之所以优柔寡断
根源在于他内心不清明
对事情的征兆不觉察
心中没有坚定的主见
因此
他表现出来的恭谨节俭
也只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
以天子的尊贵和富足
即便是省了又省
足以让他沉溺意志
走向骄奢的事物依然很多
他在闲居游息时
史高、石显这些人
难道就没有引诱他奢侈
放纵的行为吗
只是
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罢了
否则以元帝的性格
既然知道石显等人的奸邪
为什么不能罢黜他们呢
由此说来
假使没有贡禹匡衡
以纯正的诗经礼记的精义
来规范元帝
防止其流于放荡
那么以元帝柔弱的性格
只会更加骄奢淫逸
又怎么会
获得 16 年的国内安定
没有内部叛乱
并且在对外政策上
取得收服绝域匈奴
呼韩邪单于归附的功业呢
接下来王夫之就指出了
君子
是如何对待人性的弱点的
以及解释了
为什么老师会不在意
学生有什么缺点
这个问题
他的论述非常深刻
值得我们细品
他说
君子凭借自己所学的道
来侍奉君主
这与基于时政弊端
而强行进谏的臣子是不同的
以谏为
道的人攻击当下的弊病
往往不惜采用
矫枉过正的偏激手段
以学事主的人
是用中正平和的常道
来规劝君主
这样可以端正根本
并推及各类事宜
从而裁量
克服君主性格或刚或柔
偏执的毛病
即使君主一时不能觉悟
也可以保全国家大纲
而不至混乱
在上面的这段话里
王夫之重点对比了
两种臣子的行为
一种是以谏为道
一种是以学事主
谏臣在我们的印象中
都是有敢直言犯谏
有着铮铮铁骨
不怕死的大丈夫气概
古往今来
人们对这类谏臣
大多是敬重的
钦佩的
但王夫之在这里指出了
谏臣的硬伤
是为了强谏而不惜矫枉过正
谏臣的优点是刚直不阿
但缺点是很容易矫枉过正
激化矛盾
导致自身毁灭和政局动荡
事情本来也没有那么可怕
但被这些谏臣们
一通煽风点火
就不可收拾的爆发冲突了
甚至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就达不到矫枉的目的
这真是冷血之言
反正这个被矫的倒霉蛋
要受两次伤害
在汉元帝时期
谏臣的代表
比如萧望之
他也是被石显一党谮言而死
王夫之评价萧望之
说他“固所谓可小知
而不可大受者也”
说萧望之是那种只胜任小事
不堪担当大任的人
“望之于宣帝之世，
建议屡矣
而要皆非人之是
是人之非。矫以
与人立异。
得非其果得
失非其固失也。”
在宣帝时期
萧望之屡次建言献策
但核心总是在
否定别人的正确主张
坚持别人的错误观点
刻意标新立异
以彰显自己
他所谓的正确并非真知灼见
所谓的错误也未必是真谬误
总之
王夫之对萧望之的评价
总体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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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赣已经预言到
京房“得我道以亡身”
却仍然教会京房这种“道”
而且还让京房达到了
“用之尤精”的程度
这不是明摆着
把京房往火坑里推吗
焦赣作为老师
是不是居心不良
他是不是一位好老师
要探究这个问题
似乎让人感觉有清算焦赣
秋后算账的嫌疑
其实这个问题
不止与焦赣和京房有关
和我们普通人也有重要关系
当我换个角度
问你相同的问题时
你也会哑口无言
比如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
身上有某种或某些缺点时
你会如何应对？
你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哪块短板补哪块
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现代教育理念里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
让花开花
让树成树
也可以说让小鸟去飞翔
让小鱼去游泳
但是鸟也可能会溺水而亡
鱼也会因干涸而死
难道就不能教飞鸟学游泳
教小鱼学飞翔吗
这种道理如此浅显
人们很明白
技能传递的有限性
不是所有技能
都可以通过课程来教授的
也不是所有学生
都可以被任意
无限的塑造和改变的
正如不能折断一只鸟的翅膀
再教它游泳
这个道理
只是局限在老师与学生之间
人们仿佛还能轻松谈论
但是
假如那是你自己的孩子呢
假如京房是焦赣的儿子呢
爱之切必然责之切
面对自己孩子身上
表现出的种种致命的弱点
有哪个父亲会无动于衷呢
比如天生超雄的暴力的
有反人格倾向或基因的
这些孩子
你只知道他们有一天会闯祸
但是不知道他们
会在何时闯下怎样的祸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说的
京房的理想主义
追求
过分理想化的书呆子性格
京房可能具有的啰嗦
和嘴碎的毛病
京房“经年不出户庭”
而可能缺乏的
与各色人等交往的能力
等等
这方方面面
哪一个都可能是致命的短板
而作为一位老师
你有办法把学生
培养成一个完美的人吗
作为一个父亲
你可能把孩子养育成
没有缺点
没有短板的“完人”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
但不能并不代表不应该尝试
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教育方法
虽然我不能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完人
但我至少可以
让他的缺点不那么缺
让他的短板没那么短
这是一种针对性的教育理念
你支持吗
我们都曾在书本上批评过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做法
而上述针对性的教育方法
不就是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吗
“天机云锦用在我，
剪裁妙处非尺刀。”
缝缝补补
难救千疮百孔的问题
少年呐
当人们用挑毛病的眼光
去看孩子的时候
再完美的孩子也会有问题
人们在挑刺方面
可以说个个都是天赋异禀的
所以
现代教育理念告诉我们
要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让孩子按照自己的个性
去自主自觉自由的成长
让花开花
让树成树
这是我们当代人
应该具有的教育理念
但是在2000年前的西汉
焦赣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呢
他会如何做呢
要探索这个问题
不妨让我们看看
和焦赣同一时期的儒学大师
当面对别人的缺点时
他们是如
何以自己的方法去劝的
对于这个问题
有着“六经责我开生面”的
王夫之
在《读通鉴论》里
对贡禹和匡衡
有过精彩而深刻的论述
而王夫之的这篇论述
刚好能恰如其分的解释
焦赣
对于京房的教学培养态度
我们全文诵读如下：
贡禹、匡衡之言
其不醇者
盖亦鲜矣
禹曰天生圣人
盖为万民
非自娱乐而已
衡曰天人之际
精祲有以相荡
善恶有以相推
宜省靡丽考制度
近忠正远巧佞
以崇至仁
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
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
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
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
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
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又曰婚姻之礼
正然后品
物遂而天命正
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
此纲纪之首
王教之端也
又曰圣人动静
游燕所亲
物得其序
又曰佞巧之奸
因时而动
圣人慎防其端
禁于未然
不以私恩害公义
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读其文绎其义
想见其学
非公孙弘倪宽之剿旧闻
而无心得者所及
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
而不精者
所可与匹俦也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
禹与衡不以为言
而但就帝之长
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
为禹、衡之罪，过矣
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
为其心之不清
几之不慎
而终不适有主也
则其所为
恭俭节俭亦
唯其名而无其实
天子之尊富
即省之又省而以
溺其志者尚多
燕闲游息之下
史高、石显
岂无导侈之为
而特未甚耳
不然
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
由是言之
使无禹、衡之正，称
诗礼精言之旨以防其流
则以帝之柔而益以娇淫
安所得十六年之安
内无寇
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君子出所学
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
而强谏之臣异
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
而不恤矫枉之偏
以学事主者
规之以中正之常经
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
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
主即不悟
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
故以孔子之圣
告茬弱之哀公
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
而不屑取奔越之祸
豫为之防
夫岂不达于时
变哉？以道
豫立而变自消也
且衡之言曰近忠正
远邪佞
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
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
固已尽元帝之所短
而特不为矫枉之论
导之鸷击耳
夫可喻者
则微言而喻矣
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
以谈而固不喻也
是以君子之言
有体有要
而不诡于大常
补偏救弊之术
二子有所不尚
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
不以罪
咎元帝而因以咎禹、
衡，乃石显之奸恶
不及于天下
而海内晏安
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
亦岂可诬哉
汉之中亡也
成、衰之奢
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
又奚可以张禹、孔光之罪
罪二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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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焦赣在梁王的资助下“极意”学习
学成之后
他当的第一个官是郡史
为什么他受了梁王的资助
学成之后不去梁王的封国当官
报答梁王呢
这里要说明的是
在西汉诸侯王的封国内
官阶均比中央王朝的州郡要低一级
其次
中央政府是不允许封国养士、私聚门生
特别是梁国
从汉景帝开始
就曾经有僭越的“黑疤”
梁国一直是朝廷重点监防的对象
像梁王和焦赣这种有感情的关系
很容易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口实
当焦赣有资格出任郡史的时候
他的文化水平怎么样呢
《尉律》中有：学僮17以上
始讽籀书九千字
乃当为史
又以八体试之
郡移太史
并课，最者
以为尚书
史。书或不正
辄举劾之。
史是汉代的基层文书官吏
负责档案文书起草等行政事务
通过文字考核
是担任史这个职务的基本门槛
这个门槛有多高呢
从年龄上
需要年满17岁
从文字考核上
要求能够背诵籀书
也就是大篆体的字9,000个
这里的9,000字
到底是硬性要求还是虚指呢
根据西汉扬雄的《苍颉训纂篇》等字书
收录的汉字为5,340个字
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收录汉字9,353字
这其中还包含了大约1,200个重复的
仅仅是写法不同的汉字
可见 9,000字的识字量
几乎是要求
对当时的所有汉字量的全掌握
实际上是很难达到
除了对识字量有严苛的要求
还要求会书写8种书体
分别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
殳书
这8种书体分别有不同的使用场景
比如官方文书以篆书为主
日常文书和简读以隶书为主等
郡史通过郡级考核后
推荐至中央太史
再进行统一考试
成绩最优异者
升为中央尚书令的文书官
成为尚书史从焦
赣只是郡史
而不是尚书史
这点看他的文化基本功是有的
但还没有优异到
可以成为尚书史的程度
这可能和他所学的内容有关
因为他从隐士之学
重点可能在于他的阴阳灾异之术
焦赣在郡史这个最基层的岗位上
磨练了几年
之后班固记载他通过“察举补小黄令”
察举制是从西汉开始的一项选官制度
察举的意思
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再举荐
察举制在汉武帝时成为定制
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
汉武帝下诏“不举孝，
不奉诏，当以不敬论；
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举孝廉制
基本内容有三个一是郡守二千石
每年向朝廷举荐一次
二是所举荐者必须有孝或廉的事迹
闻名于乡里
三是人数是每郡二人
孝廉是最基础的两个科目
除了孝廉外
察举的科目还有茂才、贤良
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
至孝、有道、敦厚、尤异、治剧等科目
比如京房时
元帝就曾以“质朴、敦厚、
逊让、有行”这四科取士
这些科目并非每年都举
称为特科
孝廉则是每年都举
从焦赣已经是郡史但仍能被察举来看
察举的对象
也包括基层的或下级的官吏
《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说
“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
结合其内容可知
此处焦贡即焦赣
如果他在昭帝在位期间已经被补
为小黄令的话
那么他成为小黄令时的年龄
最大应该为21岁
他在郡史这个基层岗位上
最多工作了四年
当公元前45年
京房以33岁的年龄入朝为郎官时
焦赣已经在小黄县县令的位置上
干了29年
焦赣在为政方面
最突出的业绩是什么呢
《汉书》记载他“以候司先知奸邪，
盗贼不得发”
他的这种让“盗贼不得发”的技术
很厉害吗
首先要明白在西汉时期偷盗这种行为
与我们当今的刑法量刑完全不同
偷盗是可以直接导致弃市杀头的重罪
尤其是
在汉武帝昭帝宣帝等重用酷吏的时代
盗贼的下场不但自己会掉脑袋
甚至还可能导致家人的连坐
那么别的官员
是如何实现“盗贼不得发”这一目标的呢
比如王温舒为河间太守
对治下的“郡中豪猾”严加惩治
“相连坐千余家”
“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
家尽没入偿臧”
义纵为长安
令“直法行治，
不避贵戚”
又如尹齐“斩伐
不避贵戚”
这些“酷吏”通过镇压“豪猾”
动辄族灭千家
手段不可谓不残酷
豪猾地主阶级和贵戚等有权有势的人
尚且被酷吏们这样残杀
更何况
那些身份地位更低下的普通百姓呢
因此通过残酷的刑罚手段
也能实现“郡中不拾遗”
“奸邪不敢发”
“盗贼不得发”的效果
汉朝的这种以酷吏
施严刑之法的治国之策
其实就是汉宣帝口中的“霸王
道杂之”
酷吏代表的是其中的“霸道”
王夫之对这种霸道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酷吏是治道之蠹
是害虫王夫之说：苏威以五教督民
而民怨黄霸以兴化调奏郡国上计
而民颂之
盖霸以赏诱利
而威以罚督民
故恩怨殊焉
而其为治道之蠹一也
耕者让畔
行者让路
道不拾遗
传记有言之以张大圣人之化者也
而诗书所载
孔门所述未尝及焉
故称圣治之民
曰“士悫女憧”言乎
其朴诚而不诡于文也
故曰礼不下庶人
而刑不上大夫
礼之不可望庶人
犹大夫之不待刑也
圣人之训
炳如日星矣。
孔子没，大义乖，微言绝
诸子之言激昂
好为已甚
殆犹佛老之徒侈功德于无边
而天地日月且为之移易也
夫圣人之化岂期之天下哉
尧有不令之子
舜有不恭之弟
周公有不道之兄
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
子草野无知而从容中道于道路
有是理哉
以法治之
以刑束之
以利诱之
民且涂饰以自免
是相率为伪君子之所恶也
汉之儒者
辞淫而义诡
流及于在位袭之
以为政霸之邪也
有自来矣
君子之道
如天地之生物
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
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
在这里我引用了王夫之整篇的论述
是因为这段话十分精彩而深刻
至今犹有可发可省之处
在下个视频里
我们将从王夫之的这段论述中
继续探讨焦赣的为官情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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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里
对于京房与焦延寿的师生关系
班固的原话略有不同
在《汉书·儒林传》里
写的是“京房受《易》
梁人焦延寿”
而在《汉书·京房传》里
却只有八个字是“治《易》，
事梁人焦延寿”
这句话有两个重点
首先是“治《易》”
而不是“受《易》”
显然
治是从事研究的意思
是学到了一定的水平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
才敢说治的
这个“治”字
也与下文的“房用之尤精”这句话一起
证明了京房在焦延寿身边时
已经是易学的治家
可以说
京房离开焦延寿去朝廷当官时
他的易学水平是出道即巅峰的状态
第二个重点是“事梁人焦延寿”的“事”字
为什么班固不用“师”字而用“事”字呢
“事”用作动词时
有侍奉、从事的意思
这里面就隐含了
焦延寿不仅仅是向京房教授易学知识
这么纯粹的师生关系
历史的真相似乎更为复杂
关于焦延寿之生年
闻一多大致推定为汉武帝太始二年
即公元前95年
以此推论
他比京房大18岁
当京房33岁学成当官时
焦延寿51岁
而据学者推断
他在京房死后又活了十几年
一直到了汉平帝的时候
当年轻的京房
初次投入到焦延寿的门下时
焦延寿
应当已经是在小黄县县令的位置上了
正因为
焦延寿有县令和老师的双重身份
所以
京房才有可能全面而系统的学习
焦延寿的
“以候司先知
奸邪之术”、“阴阳灾变之术”
京房才能把这些技术
实际应用到
一县治理的具体政务实践之中
从而做到“用之尤精”的程度
可以说焦延寿向京房提供的
不仅仅是一间教室
而是一座工厂一间公司一家企业
所以班固用了一个“事”字
来概括京房的求学经历
说明这既是京房的教育经历
同时也是他的工作经历
他是有工作经验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当京房被元帝宠幸时
京房立即就抛出了十分专业的“考功课
吏法”这份“考功课吏法”
不是京房闭门造车的胡思乱想
而很可能是他在小黄县的工作总结呀
班固接着写道“赣贫贱，
以好学得幸梁王。
梁王共其资用，
令极意学。”
这一句话里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要注意
一是“赣贫贱
以好学得幸梁王”
贫是指经济上贫困拮据
贱是指身份地位上卑贱
在汉代
普通老百姓如果以农民身份种地为生
这充其量只是贫
而农民的地位并不是贱
商人下九流等职业的人
其身份往往比农民要贱
班固在这里说焦赣的出身是既贫又贱
说明他家里既不是农民
也不是商人
如果是农民
决定了其眼界和家庭意识
要么小富即安
要么甘于清贫
如果是商人
宣昭时代正是西汉中兴
不至于沦落至贫
汉元帝时
贡禹上书
提出了商贾的问题
说“富人积钱满市
犹亡厌足，
民心动摇
商贾求利
东西南北
各用智巧
好衣美食
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
说明宣、元时期商业是十分活跃兴旺的
平均利润率达到了20%
比农民地位低贱的
除了商贾
还有什么人呢
林剑鸣的《秦汉史》里指出
还有奴婢、刑徒和手工业工匠
他们也参与农业生产
焦赣的出身
有没有是奴婢、刑徒的可能呢
是否因为以奴婢家庭出身
在梁王府邸做事而很有“得幸
梁王”的机会呢
这仍是未解之谜
“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
首先就是焦赣的籍贯是梁国
也有的资料具体指向是梁国蒙县
所以《汉书》说“梁人焦延寿”
二是焦赣的好学程度
一个是贫贱少年
一个是高贵的梁王
一个卑贱到尘埃
一个尊贵到华胄
他们两个要产生交集
必然是焦赣的好学诚实不欺
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至于梁王为什么会乐善好施
到资助一个贫贱少年去学习
这里面应该要交代两点
一点是梁王的身份和年龄
根据历史资料推断
资助焦赣的应该是梁敬王刘定国
虽然他的出生年月不详
但他在公元前85到公元前46年在位
长达40年
从他的15个儿子均有分封看
当公元前85年他嗣位的时候
约在15-25岁之间
很可能已经成年
而当时的焦赣大约10岁
根据西汉当时对“郡史”的任职要求
是达到17岁
那么
梁王应当是在公元前85到公元前78
年这期间
资助了他
总体上看
梁王与焦延寿的年龄
相差在5到15岁之间
第二点是
梁王资助焦赣学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应当不仅仅是助人为乐而已
结合西汉时期的选官制度
州郡和国
每年都应当向中央
推荐一到两名的孝廉
孝廉是常科
逢上皇帝开选特科的时候
还要推举更多的人才
能不能推举一些滥竽充数的
或者沾亲带
故不学无术的废物去呢
郡州也许可以侥幸一下
但是诸侯国绝对不敢
因为自己推荐去的废物
一旦露馅
就是欺君之罪
严重的可致除国
西汉时
就有诸侯国上交的黄金色度不够
而被除国的
所以
州郡和封国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储备
这是事关存亡的大计
梁王资助焦赣的学习
既是为自己的封国储备人才
也是借此向国民发出的学习动员令
从而让更多的上进青年投身到学习中
梁敬王能平安在位40年而无大过
十五子都能获封爵位
从梁王资助焦赣这件事中不难看出
他也绝非庸碌之辈
焦赣“以好学得幸
梁王”班固在这里用了一个“得幸”
梁王对焦赣不但有期望成才的寄托
还从感情上喜欢宠爱他
这说明焦赣不是一个木讷的书呆子
必然是一个高情商有眼色
办事醒目的机灵少年
性格方面
不会过分呆板
也不会暴烈倔强坏脾气
应该是容易让人相处的
以至于梁王对他的宠爱
达到了“令极意学”的程度
“极意”有“尽心、恣意”的意思
在西汉当时
如果一个青年能为所欲为的学习
到底花不花钱
能花多少钱呢
有人说焦赣贫贱
而他的老师又可能是隐士
想必也不会贪恋钱财
那么梁王的资助其实也是了了的
那么
咱们来看看
在西汉要实现“极意学”的程度
到底要花多少钱
汉代书写主要是使用竹简木牍和刀笔
这些都是学习用的消耗品
需要用多少呢
《尉律》的规定：“学僮十七以上
始讽籀书
九千字”这是成为郡史的基本条件
籀书是秦汉时期的一种书体
史称大篆
九千个字的掌握程度是能“讽”
也就是相当于能背诵书写
9,000个字的容量
大概相当于一本《说文解字》的收录量
我国目前要求高中毕业的学生
能运用常见的5,000-6,000个汉字
而我们的汉字总量是相对较少的
虽然9,000个字只比6,000个字多了3,000个字
但在常见的6,000字之外
再学3,000个字的难度
可以说必须是研究生级的水平
因为增加的每一个字
都可能是生僻字难懂字
这还只是西汉时17岁学僮的水平
而焦赣除了要达到这个基础之外
他还要学习《周易》
学“候司先知奸邪之术”
学“阴阳灾变之术”
另外还可能有给老师的“束修”或“修金”
以及自己的日常伙食等也都要花钱
东汉王阜求学时
仅供基础开销就需要“取钱二千，布二端”
对照下来
焦赣能“极意”学成
花费应当在几万钱到十几万钱之间
而汉代一石皮粮的价格
通常在30-130钱之间
我们以每石100钱作为估算基准
花费10万钱相当于1,000石皮粮
几乎相当于一个县令两年的俸禄了
总之如果说梁王对焦赣的资助
仅仅是出于
政治上的人才储备需要的话
那么
资助的程度到了让他“极意学”的时候
必然是情感上的极其宠爱和喜欢
这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情感财富
正因为焦赣
得幸于梁王这样一位重情义的贵人
焦赣的人生
也自然充满了重情重义的色彩
以至于他在小黄县县令上成吏民美意
而至卒。
他不仅仅是追求隐士般的淡泊名利
而更可能的是
把情义看得比升官更可贵
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人
当他身为老师去教学生时
无法想象他会对自己的学生漠不关心
那么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们将从焦赣的为官情况
来看看他是如何培养京房的
下个视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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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京房传》里记载
（焦）“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必京生也。’”
《汉书》在“赣曰”两个字的中间
用了一个“常”字
显然“常”在句中作副词
当“常”用作副词的时候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经常、常常”
另一个是通“尝”
是“曾经”的意思
“得我道
以亡身”
这句话对于一位老师自己来说
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值得炫耀的事
得别人的道会鸡犬升天
得你的道会不得好死
这句话说出来就像骂人一样
说一次就够丢人了
所以
焦赣的情商不至于低到把它挂在嘴边
经常说
因此我们倾向于“常”
应该通假为“尝”，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焦赣既然说了这样的话
显然这不像是一句玩笑话
说明他从京房的学习
及为人处事的三观等方面
确实已经预见到了
京房未来的悲剧人生
那么作为一个老师
他会对自己学生的这种可能的遭遇
袖手旁观吗
他不应该未雨绸缪而防患于未然吗
尽人事而听天命
咋说也应该向老天争取一下的
不是吗这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提出的问题
焦赣的名和字
历来有两种说法
《汉书》记载他叫“延寿”
字“赣”，而唐代以后
又有人认为他叫“赣”，
字“延寿”。在这里
我们支持最早的记载
按《汉书》所记
在汉代按儒家的《孝经》要求
老师对于学生
犹如父亲对于孩子
老师去世
学生也是需要为老师守孝的
老师被人杀害
学生也要为老师报仇
反过来老师也有义务和责任
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当官
或者做自己的门生
因为在汉代
很多官员
也都讲课授徒
招收学生
我们想当然的要求焦赣对京房的悲剧
防患于未然
是因为
我们默认以儒家观念来看待问题
而事实上
要追究焦赣的老师责任
就要看看焦赣自己的老师
是如何教他的
焦赣的老师是谁呢
很遗憾汉书没有给他立传
现有的历史资料也找不到答案
《汉书》引述刘向校书时的结论说
“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同时《汉书·儒林传》里又记载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
就这句话留下了千年的公案
为了更好的理清这桩公案
让我们先看清楚
《汉书·儒林传》里的原话是这样写的：
“京房受《易》
梁人焦延寿。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
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
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
至成帝时，
刘向校书，考《易》说，
以为诸《易》家说
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
大谊略同，
唯京氏为异，
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托之孟氏，
不相与同。”
在这段话里写京房是从焦延寿受《易》
而焦延寿对孟喜只是“尝”“问”《易》
这一“受”一“问”就写出了师徒关系的深浅
焦延寿毫无疑问是京房的授业老师
而孟喜只是曾经被焦延寿当做老师
请教过《易》而已
甚至还称不上正式的师生关系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
他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给京房的
他没有必要骗自己的学生
所以可以相信他肯定确实问《易》于孟喜
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他告诉京房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在社会上
已经流传出了焦延寿得隐士之说的流
言为了向自己的学生澄清这一点
托之孟
氏，可以让自己的学说更加伟光正
更知名以便打消京房可能产生的
学问来路不正的顾虑呢
还是自己的学说
还真的全赖于孟喜的指点才能形成
以至于孟喜的指点当居首功
孟喜的学说太深奥了
你看他只是随便指点了我几句
我就由此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所以咱们学的东西
归根结底还是孟喜老师的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不这样猜
那么焦延寿就得向京房解释
自己的学说到底是跟谁学的
京房的祖师爷是谁
是不是来路不正不明的隐士
咱们的学说是属于哪一门哪一派
等等这些秘密是能说的吗
这是公案之一
接下来的这句“会喜死，
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
翟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
翟牧、白生这两个人
是孟喜正牌的有学籍的学生
而焦延寿
甚至连孟喜的挂名学生都算不上
现在赶上孟喜死无对证
焦延寿的学生
京房跑出来说
他老师的学说也是孟氏学
这就好比法定继承人的名单上
忽然多出了私生子这个选项
那么
这个私生子是真私生还是冒牌货呢
这就是历史留下的公案之二
历来对此公案有两种鲜明的观点
甲方认为是真的私生子
焦氏易学
就是由孟喜处所得的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
至于翟牧、白生不肯认
那是因为他俩没有学到这个独门秘学
并且为了与自己那
有了“改师法”恶名的老师划清界限。
甲方从人性的勾心斗角学
术倾轧文人相轻等人性丑恶
以及术可秘传等角度
论证了焦京易学
和孟喜易学是一脉相承
这是甲方的观点
也是中国当代易学学术界
几乎是一锤定音的宣判
但是甲方的这种宣判最大的问题
不但要假设各种人性幽暗
且查无实据的故事
而且
还直接否定了《汉书》作者班固的判断
以及刘向校书的结论
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
去否定2000年前的古人
这需要很大的魄力
刘向生于公元前七七年
与京房同一年出生
是京房同时代的人
可以说他是这个公案的第一人证
班固之所以原封不动的
把刘向校书的结论
引用在《汉书》里
足见他是认可这个第一证人证言的
于是
也就有了相对于甲方的乙方观点
乙方依据奥卡姆剃刀原理
“如非必要
勿增实体”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假设
选择直接相信刘向的结论
那就是这个这个私生子是冒牌货
焦京易学确实出自隐士
然而刘向原话“唯京氏为异党
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托之孟氏
不相与同”
这句话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字“党”
又引起了争论
分别又有四种看法
一是把句子断为“唯京氏为异党，
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这是最省事方便的做法
看吧刘向就直接说“京氏为异党”了
但问题也很明显
因为它不符合训诂规律
在西汉当时
今天的“异党”这个词不可能穿越过去
因此就有第二种训诂
认为“党”应该训为“偏向”的意思
刘向校书考证之后
“偏向”于认为焦延寿独得
隐士之说
但是又有人认为
这种偏向太主观了
本来不确定的事
最好把“党”字训为“倘”
也就是“倘若、或许”的意思
直接把结论
变成了让后人猜测的疑问句
这是第三种看法
终于又有人觉得
刘向你校书看了半天
留下了一个千古疑问句
不是大家风范
所以应该训“党”为“当”
是“应当、当作”的意思
总之这个锅刘向你背定了
这就是第四种看法了
要判断甲乙双方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认为
要提一个周易流传至今的神秘传说
那就是周易的“古义”
现行本周易经传反映的是孔子易学
正如孔子删《诗经》修《春秋》一样
现行本《周易》经传
是以孔子的思想
而让周易呈现出的面貌
尤其是传的部分
那么孔子之前的周易
或者说没有被孔子动过手脚的周易
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易学界广泛流传的
周易古义之说
但细究起来
对“古义”说还有争议
认为“古义”也是孔子动过手脚的
只不过
其内容以阴阳灾异和吉凶占卜为主
现行本周易经传里
虽然也有大衍筮法的内容
但是它十八变才成一卦
极其繁琐
而且遇到变爻还不知道如何取舍
根本缺乏一种占卜之术
本应该具有的吉凶预测的能力
这才是人们一直猜测
有“古义”存在的原因
因为孟喜自称的“易家候
阴阳灾变书”
和焦赣经房一系的阴阳灾异说
太符合周易古义的画像了
于是甲方就认为
孟喜确实得到了田王孙的秘学“古义”。
然而有学者考证指出
类似孟喜的卦
气说以及十二辟卦的思想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
显然那个时期被认为是连山易
归藏易的时期
比周易的形成还要早呀
从殷商开始
易已经是一门巫术
一直到孔子读到它的时候
既然孔子能读易
易又不是孔子发明的
难道就没有别的人也能读懂吗
易是大家的
不是孔子的
然而令人迷惑的是
孔子之外的易学易术去哪了
要知道
易经是唯一不受秦始皇焚书影响
而一直流传不曾断绝的学问呢
有什么理由就非要认定
西汉时的易学必须要出自田何呢
刘向作为当时的人
他太明白
社会上民间
有太多不同类型的易术易说了
孟喜怎么就不能从民间
从隐士手中获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呢
焦延寿怎么就不能独得隐士之说呢
如果焦延寿得隐士之说
他不会是一朝一夕就学会了的
不可能像黄石老人
把书往张良怀里一递
那样焦延寿就自学成才了
这种能占有验的技术
一传十十传百
从梁地传到京城刘向的耳朵里
刘向自己会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吗
所以甲方凭借戏精附体的学术倾轧
文人相轻等种种假说
而否定刘向校书所做的结论
似乎就把刘向看作是一个
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了
那么刘向
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书呆子呢？
（显然不是）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研究他
暂且不表
最令人感到尴尬的是
孟喜和京房易学的内容流传至今
都没有一个完整本
全都是盲人摸象一样的碎片
言论比如孟喜易学
现在能依据的最早最完整的资料
来自唐代僧一行《卦议》里
一段对孟喜易学的引用
这段引用总共不足200字
但就这200字
就是已知的孟喜易学的最全资料
而京房易学不光是资料不全的问题
还有一个真假难辨
因为目前流传的《京氏易传》三卷本里面
根本没有阴阳灾异的内容
而史书中对京房《易》的引用
大多也只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引用
加起来甚至也不超过200个字
神奇就神奇在
仅凭这些只言片语的盲人摸象
文字碎片
一大批学者易家们
还真构建起来了洋洋洒洒的
蔚为壮观的孟喜易学
京房易学的画像
总之神奇和尴尬
共存于今天
对孟喜和京房之易学的研究中
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完整的
真正的孟京易学
所以谁都可以说说看法
你还真不敢断定谁说的就不对
总之对于以上公案的回答
我本人认为
在没有出土确凿的新证据之前
刘向的结论
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历史真相
况且我们结合汉书里
对焦延寿捎带着的描述
在字里行间更有理由相信刘向的结论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会展开详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不当之处请您在评论区不吝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