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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48-55】
中国古人有不很纯粹的测度时间即“久”,有发达的标度时间即“时”,也有时间之流的概念,它就是“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是儒家始祖孔子对待时间之流的态度,肯定它但从容不迫,毫无惊恐之感。老子在谈到“道”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日大,大日逝,逝日远,远曰反。”(《道德经》第25章)冯友兰解释说:
“第一是大,因为道是‘众妙之门’,一切事物都出于它。第二是逝,一切事物都出于道,其出就是道的逝。第三是远,一切事物出于道以来,都各有生长变化,这就是道的远。第四是反。一切事物生长变化以后,又都复归于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就是道的反。从逝到反,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每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道的一个‘周行’。这种‘周行’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周行而不殆’。”
变化、生长、循环,是“道”这个宇宙本根展开宇宙过程的一般模式。其中“逝”是事物得以“显出”的可能性条件。此“逝”可联想到康德作为先验感性形式的“时间”,亦可联想到海德格尔作为存在显现之境域的时间。
对万物流逝、变化和不断生成的欣然接受,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比西方的巴门尼德传统,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万物乃天地化育所得,生成、生长、演化、循环等生命的概念,是中国宇宙论的基本概念。“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生即生成,即创造。一切皆在变易之中,一切皆有成毁盈虚,而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中国思想对宇宙流变大化有充分的体认。
一切变动之因,在于两相反者的相推相荡;此两相反者,即是阴阳或柔刚。一阴一阳谓之道。以天地为法,万物皆有阴阳之对立。阴阳互动,化生万物。阴阳此消彼长,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阴阳理论是中国宇宙演化论的传统形态。在道论、阴阳论的宇宙论之后,蕴含着中国古人对生命的看法。“生”既是生成、变易,又是生命,是“活生生”的。宇宙之流亦是生命之流。在中国思想家看来,宇宙整体和万物均有生命,虽然有等级之分,人不过是万物之一种,虽然是最高贵的一种:
“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凡生命都有一死,但是,在道家思想中,死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宇宙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道的展开过程中,先是逝,是远,最后是反,反也是返,即回到本原的道中。宇宙生命是一个大循环。个体生命之死,只是回到宇宙整体生命这个大熔炉中,投入整体的生命再造之中。从个体看,死亡是一种毁灭,然而,从全体看,死亡是生命的另一方面,另一环节,另一阶段
于是对待死亡,以道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中有一种十分超然的洒脱和达观:死亡是个体回归全体,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必然性,所以人们泰然任之,视死如归。
道家的这一视死如归的高远境界,与儒家的生死精神互相补充而没有冲突。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对他的学生子路的回答。刘向《说苑》记载说:“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辨物》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孔子对待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要紧的是生的问题,死的问题可以存而不论。
无论如何,由儒道两家共同铸造的中国文化主体,对待死亡的态度十分平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视死如归。对死的淡漠,使中国人不信宗教,不信彼岸的真理,缺乏热情似火的宗教精神。相反,肯定此生,重视现实的生活,对世界充满乐观态度,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对生命、死的这一态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时间观。对现世生活、人事活动的密切关心,表现为对“时”的刻意把握一方面,和精心运用。另一方面,个体的有限性消融于全体的无限性之中,表现为对“历史”格外的尊重。“对先祖、甚而那些久远的死者的尊敬、赞美和崇拜,在中国人心理和行为中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种族的绵延和往昔的回忆,存在于帝王(比之其他国家的帝王,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对先祖托付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和那怕最卑微的国民的心灵中。……尽管无政府状态和个人主义在中国大地不时地非常活跃,但从未能持续很久;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一直为对历史的深切关怀所增强。”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自觉繁衍后代,让子子孙孙绵延下去,是“历史”意识的高度体现,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充分表现了普通人的这种历史使命感。个体生命的有限和易逝,将通过传宗接代的方式得以超越,达到永恒。
时间之流在小尺度上表现为对个体有限性的感叹,在大尺度上则表现为对“往古来今”之宙之久的敬畏。此畏不是畏死,而是畏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正是在这个巨大而又神秘的时间实体面前,个体感觉到了渺小,唯有进入历史,在历史上建功立业,方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对时间之流的两种感知方式,对个体的有限与历史的无限的感知,通过诗人的笔触向我们展示出来。人生苦短,而历史长存,这两方面的感知在大多数场合是同时出现,交相映照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一个典型: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王勃的名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滕王阁序》亦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发思古之幽情,是中国文人一个永恒的情结,在其背后有一个令人敬畏而又负载着价值和意义体系的时间实体存在。德国汉学家顾彬总结出唐代怀古诗基本上由六个部分组成:“1、登高;2、望远并追想过去;3、江山依旧而人生易老;4、历史人物及过去时代的遗迹;5、眼前的真实自然;6、涕泪。”1并举孟浩然的五律《与诸子登岘山》为例: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对时光易逝、人生短促的感叹,是历代诗歌散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曹操的《短歌行》对此有一个经典的表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王勃在《滕王阁序》将要结束的时候发出感叹:“鸣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对时间之不可逆性、时间之矢,有何等强烈的感受!
诗人在他们仕途不顺、事业受挫、怀才不遇的时候,最容易生发生命短促、青春虚度的焦虚和惶惑,此情境下诞生的诗作形成了一大类,即所谓惜时诗。在所有的惜时诗中,“悲秋”是一个突出的主题。
秋天是某种转折,万物生长在秋天达于极盛,物极必反,极盛转衰。晚秋时节,秋风横扫落叶,万物一派萧索。这秋景怎能不勾起人生易老的悲凉感!中国诗歌史上,“悲秋”之诗数不胜数,兹举数例如下: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
悲秋风之动容兮,
何回极之浮浮!
数惟荪之多怒兮,
伤余心之忧忧。(屈原:《九章·抽思》
悲哉!秋之为气也(宋玉:《九辩》
白露纷纷以涂涂兮,
秋风浏浏以萧萧。
身永流而不还兮,
魂长逝而常愁。(刘向:《九叹·逢纷》)
岁忽忽兮惟暮,
余感时兮凄怆。(王逸:《九思·哀岁》)
哀人易感伤,
触物增悲心。
丘陇日已远,
缠绵弥思深。(张载:《七哀诗》之二)
秋风厉兮鸿雁征,
蟋蟀嘈嘈兮晨夜鸣。
落叶飘兮枯枝竦,
百草零落兮覆畦垅。
时光逝兮年易尽,
彼感岁暮兮怅自愍。(石崇:《思归叹》)
诗人对时间之流逝,只有无可奈何的悲叹。“悲秋”主题诗,成了中国诗歌中“哀伤的美”的象征。它表达的不是人因执着于死和逝,而抨发出的悲剧般的“崇高”之美,而是因领悟到死乃命定而生出的“阴柔”之美
蒋寅将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分为三类:反抗时间、顺从时间和超越时间,分别以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为代表。“李白诗里的时间具有被极度夸张了的急骤飞速感:容貌的鲜艳像闪电般短促,时光则像风一样倏地飘逝。”杜甫的时间感平静而又理智,“他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古代表示人寿极限的‘百年’一生的同义词在他诗中反复出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始终限定在这一现实的可能性中。”苏东坡早年的诗作中的时间意识,“既有李白那种夸张的时间飞逝感,也有杜甫那对生命限度的理性认识。…..到四十岁前后,东坡的时间观念开始明显地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时间感淡化了。”他们分别代表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道家、儒家和佛家时间观。
然而,无论是李、杜还是苏,在拥有一个既在的实体性的时间之流方面,是共同的,无论它是空洞的,充实的还是梦幻的。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睹物思古,感从中来,几乎是他们的共同性格。无论他们感悟到了什么,存在的历史性总是他们潜意识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个体的忧伤最终融汇入历史总体之中,化成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精读】
一、高明之处:塑造了一种“审美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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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学术与科学证据的印证与驳斥
现代文化心理学(如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地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
证据: 实验表明,东亚人在认知图景时更偏向“场域认知(Field dependency)”,倾向于将事物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循环整体;而西方人倾向于“对象聚焦(Object-focus)”,将事物从背景中剥离,形成线性的因果链。
印证: 这从认知科学层面支持了吴著的观点——中国古人确实更容易将个体(对象)自然地融入宇宙流变(场域)之中,对“变化”与“循环”有着更天然的接受度。
② 生态哲学与“万物有生”的系统论转向
吴著中谈到中国“生生之谓易”、“宇宙之流亦是生命之流”的有机宇宙观。
证据: 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现代西方哲学(如“深层生态学”、万物有灵论转向、盖亚假说)以及系统科学都在反思笛卡尔的“机械论自然观”(将自然视为无生命的机器)。
印证: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支持中国古代那种将宇宙视为“活生生、互联互通的生命有机体”的时间与自然观,证明了其在解决生态危机、重塑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现代价值。
2. 充足的证据【驳斥/修正】吴著观点的领域
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秦汉、魏晋墓葬考古,如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及大量简牍的发现)提供了颠覆性的实证:
证据: 墓葬中极为繁复的“升仙图”、辟邪玉器、买地券,以及各种为死后世界准备的极其奢侈的冥器和生活起居模拟。这证明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极度迷信和执着于“死后的另一个世界(彼岸)”,并为此耗费了惊人的社会财富。
[古代墓葬结构(展示中国古人对死后世界的构建,如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地下、人间与天上三界)]
驳斥: 考古实物直接驳斥了吴著中“中国人对死的淡漠、不信彼岸、不信宗教”的偏颇论断。儒道的超然只是精英阶层在特定文学/哲学语境下的“表态”,真实的中国文化底层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彼岸世界(仙界、阴间)极其功利和具体的建构。
② 历史学研究:中国“历史意识”的权力本质,而非单纯的“精神升华”
新历史主义和现代汉学研究(如对中国史官制度、宗法制度的解构)指出:
证据: 普通老百姓“子孙绵延”和帝王“关怀历史”,其核心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法制下的生存资源分配、孝道绑架以及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天命观),而非全然出自对“宇宙之悠悠”的敬畏。
驳斥: 吴著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社会宗法伦理,高度浪漫化、哲学化地解释为“普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超越个体有限性的自觉”,在社会历史学看来,这忽视了宗法制度、父权制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生育的强制性压迫,是一种过度诗意化的误读。
【原文,P40-47】
“久”虽然是第一个测度时间概念,但并不是最早的时间概念。在《墨经》的“久”之定义中,用来定义的“时”是更本源的标度时间概念。
与西方测度时间掩盖原初的标度时间相反,中国人所抽象出的测度时间“久”并没有掩盖住原初的标度时间“时”,相反,在反映中国的时间文化的文献中,“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时”的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指天象、气象和物候等自然环境构成的情境、形势,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场,所谓“天时”、“四时”是也。
同世界各民族一样,天时首先被编成便于协调日常生活的时间标度体系,例如,一年分四季十二个月,分二十四节气,一天有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半夜、凌晨等等。这个标度体系如果抽去它们所包含的自然情境、形势和场,就会逐步退化为纯粹的测度时间体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人的测度时间体系始终不纯,始终带“场”出现。四时总是带着它们的象征,“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吕氏春秋·十二纪》)。“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孙子兵法·军争篇》)。
江晓原在其《天学真原》中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绝不只是“判别节气,记载时日,确定时间计算标准等编制历谱之法”。“历谱初时仅排有每月日期、每日干支及个别历注,后来由简趋繁,于每日下加注大量吉凶宜忌等内容,篇幅数十倍于最初之历谱,遂演变为历书。”1依照日月和五大行星之运动编写吉凶宜忌等内容,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内容,而编制历谱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的测度时间未脱原初的标度意味,中国人始终没有一个纯粹的测度时间体系。时日携带着它对人事的特定意义依次登场,中国的计时工作者(包括今日所谓天文学家、历法家、占星术士等等—也许本来就是一回事)所测定、所标记的时日,本来就是渗透着特定含义的时日。历书就是要将“时”中所包含的特定意义展示出来,这是中国“历”的题中固有之义。不仅历书如此,历谱也应作如是观,它只是比较简单地历书,而决不是纯粹的测度体系。
时日的“意味”,保存在天干地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标度体系之中。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相组合得到六十对干支,它的不断循环构成了一个标度体系。据说自殷商时代开始以此循环计日。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布四分历,正式用干支纪年。这种循环标度体系与今日公历计年的线性数字体系的区别,不仅在于一个是循环的,一个是线性的,而且在于每一个干支本身都是有意味的。
十个天干显示的是生命生、长、盛、衰,死而又生的变化过程:
“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
“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
“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日辛。
“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史记·律书》)
“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杼木于戊,理纪于己,歙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汉书·律历志》
十二地支被对应于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变化,也是描述生命的一般生长收藏序列:
“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
“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
“寅言万物始生虫寅然也,故日寅。”
“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
“辰者,言万物之虫辰也。”
“已者,言阳气之已尽也。”
“午者,阴阳交,故曰午。”
“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
“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史记律书》)
“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萼布于午,昧爱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汉书·律历志》
由于年、月、日和时辰都用干支标记,所以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被八个有意味的干支的组合来标度,它们的意味则可从这些组合中获得。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用八字算命的风俗,所谓八字就是标志每一个人的出生时刻的八个干支。男女订婚时,须互换八字帖,通过八字推算看他们是否和谐。
中国思想特别强调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是说天运行刚健,人也当自强不息。由于天人相感相通,“天时”所代表的由天象、气象、物候等组成的这种相互交感的宇宙场,便被认为对人事有制约作用。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否定的作用。《淮南子·天文训》有一段天地人交感合一的描述:
“日至而糜鹿解……月虚而鱼脑流……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麒麟斗而日月食,鯨鱼死而彗星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
由于天人相通,顺天应时便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生活原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乃人生的至高理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文言》)适时者受益,背时者受损。时令、时节、农时等概念,正反映了中国人对顺天应时的自觉性。
农时是为安排农业生产所用。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关于农时的论述数不胜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凡农之道,候之为宝。”
“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审时》
时令则是按月、按季节安排政治活动,在《礼记·月令》中详细记载了天子顺天应时,举行相应仪式和活动,呈现了一派天象、气象、物候、人事交相融通的景象,如: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皋。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礼记·月令》对于“时”的重视,不仅限于规定该做什么,而且规定不该做什么:
“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孟春纪》)
“时”之意味还特别体现在治病救人的医学上。对治病用药讲究时间性,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医学中是别具一格的。“《内经》认为,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要受气候条件的影响,甚至一日之内的不同时刻,人的生理病理表现也不同。因而养生、防病、治病都应当因时制宜。”《内经》里有关天时与人体状说之间相关联的论述颇多,兹举几例:
“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素问·诊要经终论》
“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
由于人体生理与天时如此的关联,适时变得极为重要。“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这是指的针灸取穴要注意时间,因为“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灵枢·卫气行》下面是失时的后果: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素问·诊要经终论》
“时”的第二方面是指更抽象、更一般性的机会、条件,所谓“时机”是也。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讲的就是“时机”。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在处理世事中的灵活与机敏,全通过“时机”一词表现出来。不同的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旦做如何扣住机关,对此的明察是实用理性。
“时”的第三方面是指宇宙间某种神秘的力量和趋势,顺之者得益,逆之者受损。所谓“时运”是也。文献中多有这类说法,如“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王勃《滕王阁序》),“时不利兮骓不逝”(《史记·项羽本纪》)等等。
“时”的概念以“天时”为基础,融汇了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意思。实际上,对天时的注重,就来源于将天时理解成宇宙中某种神秘的力量和趋势,理解成处事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时”的观念,是三个方面融为一体的。
负载着原始意味、携刻着象征的“时”的概念的支配性,导致了中国思想中物理因果性概念的贫弱。只有当“时”之标度脱离具体的事物关系(即“机”,机遇、机缘)成为纯粹的测度时间,事物的关系才会独立出来,以作因果关联的探究。中国思想家停留在对“时”的感悟上,它的形式化的标度体系,反而掩盖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比如,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春天就导致生物的生长,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带出对原因的追究,然而,中国古人的思想并不延着这个思路前行,在他们看来,春天导致生长是非常自然的,春天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就其在“时”之标度体系之中的位置而言,本来就是生长的季节。因此,这个问题是一个奇怪的、不是问题的问题。意欲带出对因果性之追究的问题,在中国思想面前不是问题。
只有春天被还原为时间数轴上无任何意义负载的一段时,春天与万物生长的神奇的联系才需要一个解释。西方科学先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一个科学世界,再由科学世界反过来对生活世界进行解释,这个解释体系就是因果体系。
【精读】
一、这段论述的高明之处与核心价值。
吴老师在此做出的最关键贡献,是指出了一个极易被现代思维遮蔽的事实:中国传统的时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空的、均质的、纯数学的“容器”,而是一种有质感的、起伏的、充满意味的“场”。(GPT:中国文化中的”时”,不是time,而是Situation(情势)、Field(场)、Kairos(适时)、Destiny(时运)四种意义的综合。)
他用“标度时间”与“测度时间”这对概念,将中西分野清晰地揭示了出来。西方时间观的革命性一步,是“空间的刻度化”,时间成为一个空洞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几何线段,正是这一步,构成了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基石。而中国时间观始终抗拒这种纯粹化,其标度本身——无论干支还是节气——都携带着具体的宇宙情态和生命指南。这个洞察,可以说是全书最闪光的洞见之一,它让我们瞬间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学”与星占、历法与数术,始终是缠绕在一起的。
他说“时”其实就是一种“场”。他说的是:一个时刻,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包含:光线、温度、风向、湿度、草木状态、动物活动、人体状态……所有这些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情境。比如:春天。它不是:3月到5月。而是:柳树发芽、燕子回来、土变松、河开始化冻、人容易犯困、适合播种……这一整个生态系统。这就是:“场”。今天生态学其实也这样理解。
合理性: 这极具现象学眼光。在人类的本源体验中,时间绝不是机械钟表的嘀嗒声,而是麦浪的起伏、日影的移动、关节的酸痛。中国文化完整地保留了这种“活生生的时间”(Living Time),而西方现代科学则为了追求精确,将时间“空间化”和“数轴化”了。
我认为,这一节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时间究竟只是一个坐标,还是一种世界正在呈现出来的方式?
现代物理回答前者。
中国古典文化更接近后者。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学科又重新强调”情境”的重要性:生态学关注环境整体,复杂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状态,行为科学强调决策受具体情境影响,生物学则揭示了生物节律与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并不是回到古代”时运”观,而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重新认识”时”与”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如果说吴国盛这一节最大的贡献,我会概括为一句话:
他提醒我们,中国传统的”时”从来不仅仅是钟表上的一个刻度,而是一个融合了自然节律、社会实践、生命状态与文化象征的”情境时间”概念。
随着时间生物学(Chronobiology)和时间心理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中国古人将时间理解为“生命与环境的共鸣场”具有惊人的超前性。
昼夜节律与内脏排毒(支持“因时制宜”):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现代医学证实,人体的激素分泌、免疫细胞活性、器官代谢确实随着24小时交替呈现极强的“时序性”。《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因时制宜”,在现代生物学中找到了直接的细胞和分子证据。
季节性情绪失调(SAD)(支持“四时之气”): 现代精神医学证实,日照时间和季节变化(天时)会显著改变大脑中的血清素和褪黑素水平,直接影响人类的情绪和行为(如冬季抑郁症)。这为《孙子兵法》“朝气锐、暮气归”和《月令》中的天人感应提供了生物学层面的“因果解释”。
现代人生活在由钟表、手机和服务器统治的“纯粹测度时间”中,我们被均质的、冷酷的、不可逆的数字时间所奴役(如外卖小哥的“算法时间”),导致了普遍的焦虑与“异化”。
而吴国盛通过对中国传统“时”的阐释,重新唤醒了我们对“本源时间”的记忆:
时间不应该是冰冷的刻度,它应该有关怀、有温度、有生命的节奏。重新寻找“时”的意味,在因时制宜中与自然握手言和,或许是现代人对抗时间焦虑的一剂良药。
二、这段论述面临的三个挑战
第一个巨大的挑战,来自当代科技史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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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EAT
It all began with a regicide. On January 16, 1793,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in Paris sentenced Louis XVI to death. Rebellion is perhaps among the deepest roots of science: the refusal to accept the present order of things. Among those who took the fatal decision was a friend of Robespierre called Lazare Carnot. Carnot had a passion for the great Persian poet Saadi Shirazi. Captured and enslaved at Acre by the Crusaders, Shirazi is the author of those luminous verses that now stan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l of the sons of Adam are part of one single body,
They are of the same essence.
When time afflicts us with pain
In one part of that body
All the other parts feel it too.
If you fail to feel the pain of others
You do not deserve the name of man.
Perhaps poetry is another of science’s deepest roots: the capacity to see beyond the visible. Carnot names his first son after Saadi. Sadi Carnot is thus born out of poetry and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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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手里握住了全书最关键的钥匙:时间的方向感等于熵的不可逆增长。 但故事远未结束。为什么宇宙一开始熵那么低?熵到底是什么?一个浪漫的奥地利人将登上舞台,并彻底改变我们对“时间流动”的理解。你将逐渐明白,我们之所以觉得时间在流,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恰好生在这样一片宇宙的角落里——恰好处在一场巨大的、不断走向混乱的能量浪潮之中。
【原文】
LOSS OF DIRECTION
If more gently than Orpheus
who moved even the trees
you were to pluck the zither
the life-blood would not return
to the vain shadow
Harsh fate,
but its burden becomes lighter
to bear, since everything
that attempts to turn back
is impossible. (I, 24)
WHERE DOES THE ETERNAL CURRENT COME FROM?
Clocks may well run at different speeds in the mountains and in the plains, but is this really what concerns us, ultimately, about time? In a river, the water flows more slowly near its banks, faster in the middle—but it is still flowing… Is time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always flows—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Let’s leave aside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of how much time passes that we wrestled with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e numbers by which time is measured. There’s another, more essential aspect to time: its passage, its flow, the eternal current of the first of Rilke’s Duino Elegies:
The eternal current
Draws all the ages along with it
Through both realms,
Overwhelming them in both.
Past and future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Cause precedes effect. Pain comes after a wound, not before it. The glass shatters into a thousand pieces, and the pieces do not re-form into a glass. We cannot change the past; we can have regrets, rem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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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刚经历的是罗韦利对时间的第二次、也是更为亲密的一次突袭。现在,你脚下的根基应该更不稳了,但这是好事,因为旧的地板不拆掉,就无法向下挖掘到真理的基石。他答应要带你去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而摧毁时间的方向性,是通往那里的必经隘口。
【原文】
TEN THOUSAND DANCING SHIVAS
I have an enduring passion for Anaximander, the Greek philosopher who lived twenty-six centuries ago and understood that the Earth floats in space, supported by nothing. We know of Anaximander’s thought from other writers. Only one small original fragment of his writings has survived—just one:
Things are transformed one into another according to necessity, and render justice to one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From one of the crucial, initial moments of natural science there remains nothing but these obscure, arcanely resonant words, this appeal to the “order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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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爱因斯坦证明了,根本没有这个挂钟。
即使山顶和山下的差距只有1纳秒,这在哲学上也是毁灭性的。因为它证明了“时间是局部的、相对的”。一旦你承认了这1纳秒的差距,就意味着你必须承认:全宇宙没有一个统一的“现在”。
这正是他写这一章的目的——先用山顶和山下的例子让你接受“时间有差异”这个事实,从而在下一节,彻底带你推翻“现在”这个概念。
【原文】
LOSS OF UNITY
Dances of love intertwine
such graceful girls
lit by the moon
on these clear nights. (I, 4)
THE SLOWING DOWN OF TIME
Let’s begin with a simple fact: time passes faster in the mountains than it does at sea level.
The difference is small but can be measured with precision timepieces that can be bought today on the internet fo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With practice, anyone can witness the slowing down of time. With the timepieces of specialized laboratories, this slowing down of time can be detected between levels just a few centimeters apart: a clock placed on the floor runs a little more slowly than one on a table.
It is not just the clocks that slow down: lower down, all processes are slower. Two friends separate, with one of them living in the plains and the other going to live in the mountains. They meet up again years later: the one who has stayed down has lived less, aged less, the mechanism of his cuckoo clock has oscillated fewer times. He has had less time to do things, his plants have grown less, his thoughts have had less time to unfold… Lower down, there is simply less time than at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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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教会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时间不是宇宙的时钟,引力的本质就是时间的不均匀。 带着这个全新的认识继续往下走,你已经不再是翻开这本书之前的那个读者了。
【原文】
PERHAPS TIME IS THE GREATEST MYSTERY
Even the words that we are speaking now
thieving time
has stolen away,
and nothing can return. (I, 11)
I stop and do nothing. Nothing happens. I am thinking about nothing. I listen to the passing of time.
This is time, familiar and intimate. We are taken by it. The rush of seconds, hours, years that hurls us toward life then drags us toward nothingness…. We inhabit time as fish live in water. Our being is being in time. Its solemn music nurtures us, opens the world to us, troubles us, frightens and lulls us. The universe unfolds into the future, dragged by time, and exist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In Hindu mythology, the river of the cosmos is portrayed with the sacred image of Shiva dancing: his dance supports the coursing of the universe; it is itself the flowing of time. What could be more universal and obvious than this f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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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罗韦利的这本书,是在前沿物理学地基上进行的优美而大胆的哲学思辨。它不会因为其中一些物理理论未被证实而失去价值,正相反,它的价值在于激发我们以全新的、深刻的方式去思考我们最熟悉的事物。你只需要清楚脚下的路:哪些是坚实的已知大地(相对论),哪些是汹涌的思辨洪流(量子引力与时间涌现),就能安全而收获满满地完成这趟旅程。
【8】@历史上的今天_
东大的房地产泡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没有之一。但是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所有的银行都没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没事,这同样也是人类的奇迹,占地的农民补偿金真不错,市场的钱吧,除了跑路的一两个,其它几乎所有房地产商没有拿走一分钱。这还是个奇迹。就是这三五年买房的吃亏了。没有之一。不服不行。换美帝英帝等等,都死一百回了。永世不得翻身有点夸张,至少五十年一蹶不振。
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没有一个房地产商,都是房产商,没有地,地产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正经话,这是体制优势。
AI对上述观点的评论:
这段话很有传播力,因为它把几个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现象串联起来了:
但如果从事实和逻辑上分析,这段话既有合理之处,也有明显夸张之处。
如果看房地产占GDP、居民财富、地方财政、银行贷款的比重,中国房地产确实达到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规模。
很多国际机构都曾指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房地产不是普通行业,而是整个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
因此说它是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之一,并不算离谱。
但要说:
“人类历史最大泡沫,没有之一”
这就属于修辞而不是严格结论了。
例如:
如果按资产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比较,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泡沫甚至可能更极端。
这里恰恰是最值得讨论的部分。
很多人以为:
房地产泡沫破裂 = 银行倒闭 = 金融危机
其实这是美国模式。
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
银行把贷款打包成证券卖出去。
风险被层层转卖。
最后谁持有风险,连监管机构都不一定搞得清楚。
2008年危机爆发时:
没人知道谁会死。
于是大家都不敢借钱。
金融市场冻结。
整个系统崩溃。
风险始终在体系内部。
简单说:
于是形成一种特殊结构:
债权人、债务人、监管者,很多时候属于同一个大系统。
这就像一家人内部记账。
虽然账难看,但不会立刻翻桌子。
因此中国避免了美国式的金融海啸。
这就是这段话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表面上看:
但这不等于“没事”。
更准确地说是:
风险被摊长了。
比如:
土地收入大幅下降。
很多地方:
所以近几年出现:
这本质上是在用时间换空间。
银行没有大量倒闭。
但:
因此不能说“没事”。
应该说:
没有爆炸,但一直在消化冲击。
这句话也不完全准确。
实际上房地产黄金时代二十多年里:
很多开发商获得了巨额财富。
例如:
这些财富并不是虚构出来的。
确实已经实现过。
所以说:
“几乎所有房地产商没有拿走一分钱”
显然不符合事实。
不过作者可能想表达的是:
很多开发商后来又把财富投入新项目。
当行业崩塌时,大量账面财富又蒸发了。
从最终结果看,很多企业家并没有把全部收益安全落袋。
这个意思有一定道理。
我觉得这是整段话最有洞察力的一句。
作者说:
房地产商不是地产商。
真正的地产商只有一家。
这里说的是土地制度。
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开发商买到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
因此:
从这个角度说:
房地产行业实际上是:
国家垄断土地供给 + 市场化开发建设
的混合模式。
这与欧美私有土地制度确实不同。
因此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运行逻辑,也和美国、日本不完全一样。
我觉得这段话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体制优势”四个字,而是它揭示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风险的方法。
西方更像:
病灶切除。
短期剧痛。
快速出清。
企业倒闭。
银行破产。
资产重组。
然后重新开始。
中国更像:
疏导。
缓释。
展期。
化债。
重组。
用时间换空间。
这很像《周易》里的一个思路:
不是硬碰硬地消灭矛盾,而是让矛盾在变化过程中逐渐释放。
代价是:
因此对中国房地产更准确的描述可能不是:
“泡沫破裂而毫发无损”。
而是:
“一次规模巨大的风险,被拆解成许多年缓慢消化的过程。”
这恰恰是许多国外观察者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习惯看到的是“爆发”,而中国更常见的是“熬过去”。

去年七月一个闷热的早晨,弗农·斯皮尔(Vernon Spear)——一位身材魁梧、头发稀疏灰白的八十五岁老人——去查看挂在马里兰州剑桥码头上的铁丝网蟹笼。斯皮尔一生都住在东海岸,靠近乔普坦克河注入切萨皮克湾的地方。他家离码头不到五十码。他很高兴地发现蟹笼里有六只鲜活的蓝蟹,这是当地的美味佳肴,他喜欢蒸熟后撒上老湾调料。然而,当斯皮尔伸手去拿蟹笼里的蟹时,他的胳膊被金属划破了,流了血。他并不担心,因为他以前也被划伤过很多次。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斯皮尔的胳膊开始变得紫红相间,颜色非常深。他的妻子莉娅(Lea)觉得他像是被严重烧伤了。很快,他的胳膊肿了起来——似乎有液体渗入皮下——他赶紧去了当地的急诊室。临床医生怀疑患者感染了创伤弧菌,这种细菌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带尾巴的芸豆,俗称“食肉菌”。
当创伤弧菌(V. vulnificus)侵入伤口时,它会损伤血管,导致血浆渗漏到周围组织。免疫系统会启动凝血因子来阻止渗漏,从而保护身体;但在此过程中,凝血因子会阻断血液流动,导致组织坏死。这种细菌可引起休克、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一旦感染扩散到血液,至少有50%的病例会致命。
二十分钟内,一架医疗直升机抵达现场。斯皮尔被送往位于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R·亚当斯·考利创伤中心。毫无疑问,他需要接受手术。然而,医生们却在担心能否挽救他的生命。抗生素对创伤弧菌感染的疗效有限。控制细菌的最佳方法是切除受感染的组织。外科医生迅速地从斯皮尔的前臂上切除了一层层组织。几个小时后,当他恢复意识时,他惊恐万分。他能看到自己的手臂内部;肌肉和骨头都暴露在外。“那简直就是一个大洞,”他告诉我。
在斯皮尔的大部分人生中,佐治亚州以北地区很少发生创伤弧菌感染。然而,近年来,这种细菌已在远至纽约州和罗德岛州的北部地区造成人员死亡。“环境发生了变化,”马里兰大学91岁的微生物学家丽塔·科尔韦尔告诉我。她说,并非细菌在迁移。淡水和海水交汇处总是存在低浓度的创伤弧菌。但当水温高于华氏59度时,创伤弧菌的数量就会增加;而当水温高于华氏77度时,其数量则会激增。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科尔韦尔开始在切萨皮克湾采集微生物样本时,偶尔会听说该地区有创伤弧菌感染病例。八十年代的一例致命病例曾登上《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这真是罕见得令人震惊,”她告诉我。如今,马里兰州每年确诊病例约有十几例;十四年间,病例数增长了超过百分之五十。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细菌的检出季节现在从早春一直延续到秋季。“这很隐蔽,而且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科尔韦尔说。
气候变化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种生命形式,但我们往往更关注它对某些脆弱物种的影响:北极熊、海龟、珊瑚。微生物常常被排除在气候变暖的讨论之外,尽管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动植物。2019年,由33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说,气温上升正在改变“看不见的绝大多数”生命,而人类将不得不面对这些后果。感染我们的微生物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并出现在新的地方。数十亿其他微生物物种也可能受到影响。当它们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会如何应对?“我们正在面对地球上的第一批生命,”《自然》论文的合著者、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特耶·博蒂乌斯告诉我,“我们的星球就像一个试管。我们让它稍微变暖一点,一切都会改变。”
当科学家将地球上所有物种描绘在生命之树上时,人类的谱系看起来就像一根树枝。微生物——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微小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藻类和古菌——占据了这棵树的大部分。微生物并非我们星球上的被动居民,它们是我们环境的共同创造者。微小的藻类产生了我们呼吸所需的大部分氧气。各种微生物处理着地球上几乎所有死亡的植物。“如果没有这项最基本的功能,我们都会坐在落叶堆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生态学家史蒂文·D·艾利森告诉我。微生物与植物的根系以及调节大气中碳含量的叶片共生;德国亥姆霍兹功能性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微生物生态学家兼计算机科学家A·穆拉特·埃伦告诉我,它们是“这个星球生命的建筑师和守护者”。(一种土壤细菌甚至负责产生一种名为土臭素的化合物,土臭素在希腊语中意为“泥土”和“气味”,它会产生雨后特有的气味。)
几乎所有微生物的共同点是它们无处不在。微生物生态学家常说一句名言,博埃提乌斯告诉我:“万物皆在无处。”例如,一滴海水就可能含有数百万微生物,其中包括一百多种细菌。微生物寄生于所有动植物,无论生死;它们生活在冰封的山巅、炙热的火山,以及最深的洞穴和海洋底部。科学家们在NASA建造航天器的洁净室进行采样时,仅在地板上就发现了215种细菌菌株。微生物之间甚至存在着微生物。
与此同时,微生物也在不断进化。许多细菌每天都会分裂多次——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突变。“每一次分裂都是一次生存实验,就像掷骰子一样,每次都略有不同,”埃伦说道。不同类型的微生物以不同的方式繁殖:细菌和古菌进行自我复制;病毒劫持其他物种的细胞;一些真菌进行有性繁殖,而另一些则通过释放孢子来转移DNA。但所有这些微生物都能像动植物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新的性状——只是微生物的进化速度要快得多。(埃伦说,人类进化速度与微生物进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就像“漂移的板块与F-16战斗机之间的差距”。)
十九世纪末,一位名叫威廉·达林格的英国牧师利用显微镜进行实验,他在温水中培养了一种名为鞭毛虫的微生物。他逐渐将水温提高到一百五十华氏度(约66摄氏度),这个温度在过去足以杀死它们。这些微生物适应了这种高温,以至于当它们被放回较冷的水中时,便会死亡。近一个世纪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几乎没有任何食物的极端环境中培育大肠杆菌。经过三万多代细菌的繁衍,一个大肠杆菌菌株进化出了消耗柠檬酸盐的能力,而柠檬酸盐此前是不可食用的。一位生物数学家写道,这种变化之剧烈,堪比人类进化出食用木头的能力。
我们的身体也在不断适应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数万亿微生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微生物群——一个生活在我们体内外的微生物世界——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抵御感染,并制造身体所需的化学物质。当微生物有益或无害时,我们称它们已经定植于我们体内;当它们有害时,我们称它们已经感染了我们。即便如此,我们的身体也会适应它们的存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发展出新的防御机制,试图杀死那些可能致命的病菌。但是,在微生物世界快速变化的时代,动植物可能难以跟上这种变化。“我们总是问:我们将如何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埃伦说道,“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与那些已经适应新世界的微生物共存?”
斯皮尔最终在医院住了八天。医生们密切观察着他皮肤是否进一步变黑,因为这表明创伤弧菌感染仍在扩散。那六只蓝蟹被放在炉子上的锅里。“我都没来得及吃它们,”斯皮尔告诉我。
十月份,我在马里兰州亲眼目睹了斯皮尔接受复诊手术。他当时处于麻醉状态,身上盖着手术单,只露出右臂和左腿。我能看到感染的后遗症:他整个前臂都泛着光泽,呈粉红色,像意大利熏火腿一样。急诊外科医生威廉·邱解释说,他将用斯皮尔自身的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伤口。(他们取自他的左腿,因为他的右腿上有纹身。)我看到另一位医生用一个看起来像削土豆皮的工具沿着斯皮尔的大腿滑动。然后,他将削下的皮肤条通过一个网状组织成形器——一种可以在组织上切出几何形状小孔的器械,使组织能够扩张以覆盖更大的面积。最后,他把这块移植的皮肤递给邱医生,邱医生小心翼翼地将其拉伸覆盖在斯皮尔的手臂上。
手术后,我陪着斯皮尔和他的妻子待在创伤急救室。他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他似乎仍然难以置信,仅仅是把手伸进当地的河里就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不能下水,”他告诉我。尽管情况如此,他精神还不错。他和妻子分享了他们听说的其他创伤弧菌感染案例。一位朋友说,他的兄弟是一名渔民,因为感染失去了一条腿。他们的电工告诉他们,附近胡珀斯岛上有一个人被蟹壳划伤后感染了致命的疾病。斯皮尔的妻子担心那些在东海岸度假的家庭。他们身上有伤口或擦伤时,怎么会知道应该避开水呢?
谈话间,斯皮尔突然说道:“我不相信全球变暖。” 一阵尴尬的沉默。我问他是否觉得在他有生之年气候发生了变化。他沉思片刻,说道:“现在天气暖和,可是,现在才十月吧?” 他靠回枕头上,和妻子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现在的冬天没那么严寒了。”他补充道。
在HBO于2023年首播的末日题材剧集《最后生还者》的开场,一位流行病学家在电视上分享了他最大的担忧:真菌会适应越来越高的温度。目前,大多数真菌的最佳生长温度在54到86华氏度之间;而人体的体温则在98华氏度左右。“目前来看,真菌没有理由进化到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这位流行病学家说道,“但如果情况发生了改变呢?”几幕之后,一位感染了真菌的老妇人开始嗜食人肉。
剧集播出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微生物学家、著有《如果真菌获胜?》一书的阿图罗·卡萨德瓦尔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卡萨德瓦尔最著名的理论或许是,温血动物受到“热屏障”的保护,免受真菌侵害。感染人类的微生物大多是细菌或病毒;我们基本上不会感染真菌疾病。(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保护我们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相比之下,真菌对植物和冷血动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壶菌已经导致超过90种两栖动物灭绝。在《最后生还者》中,启发了人类感染真菌的佛罗里达蛇形虫草菌(Ophiocordyceps camponoti-floridani)臭名昭著,它能够控制蚂蚁的大脑,似乎将蚂蚁引离它们通常的栖息地,进入真菌可以繁殖的地方。
白鼻综合征是一种侵袭蝙蝠的真菌疾病,它揭示了当微生物突破哺乳动物的热屏障时会发生什么。蝙蝠通过在洞穴中冬眠来度过食物匮乏的冬季;冬眠期间,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导致白鼻综合征的真菌——毁灭假裸囊菌(Pseudogymnoascus destructans)——在50到60华氏度(约10到16摄氏度)的温度下生长旺盛。这种真菌会在蝙蝠冬眠期间开始在其口鼻部、耳朵和翅膀上生长,常常导致它们提前结束冬眠,最终饿死。“到了我们人类的体温水平,可以阻挡95%的真菌,”卡萨德瓦尔告诉我。但近几十年来,他越来越担心,在气候波动的情况下,真菌可能会突破保护人类的热屏障。
目前已有少数几种真菌疾病困扰着我们,其中一些可能正在蔓延。球孢子菌是一种土壤真菌,其孢子一旦侵入肺部,便可引发一种名为“谷热”的呼吸道感染。球孢子菌的生长需要潮湿的环境和雨水。加利福尼亚州经历了雨季和旱季交替的气候,2000 年至 2020 年间,该州的病例增加了八倍。芽生菌是另一种可感染肺部的真菌,它生长在河床沿岸潮湿的土壤和腐烂的木材中,但寒冷的冬季似乎能将其杀死。在冬季气温显著升高的明尼苏达州,自 2000 年以来,该州的感染病例增加了三倍。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发生在密歇根州,162 名造纸厂工人感染了该真菌。疫情高峰出现在一个记忆中难得一见的冬季,据报道,当时当地的河流没有结冰。
卡萨德瓦尔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预测,气候变化会促使真菌适应变暖环境,从而为它们提供感染人类的新机会。就在他的论文发表几个月前,东京都立老年医学中心一位70岁的老妇人患上了一种顽固且不常见的感染。医生在她耳部进行拭子取样时,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真菌,并将其命名为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Auris在拉丁语中意为“耳朵”。)这种真菌在104华氏度(约56摄氏度)的高温下也能正常生长。
卡萨德瓦尔推测,耳念珠菌最初感染植物,在进化出耐热性后开始传播到人类。“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解释,”卡萨德瓦尔说。这种真菌很快在世界各地的患者身上被发现。它对当时三种可用的抗真菌药物中的两种以及医院常用的氨水清洁剂都具有耐药性,这表明杀灭微生物的努力可能也促进了它的进化。在免疫功能低下或老年患者中,这种真菌感染的死亡率高达60%,因为他们的身体很难抵抗这种真菌。
卡萨德瓦尔的博士后研究员丹尼尔·史密斯记录了真菌似乎在实时适应环境的过程。202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将黄色星爆糖(Starburst)压在巴尔的摩几个街区的人行道上,希望它们能像胶水一样粘附微生物。之后,他将糖果溶解在盐水中,并培养附着在上面的微生物。他的研究地点之一是费耶特街一个人口密集的街区,那里的人行道平均温度高达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另一个地点是郊区吉尔福德,那里阴凉处的温度接近80华氏度(约27摄氏度)。
在较热地区发现的真菌表现出显著差异。那里的霉菌和酵母颜色较浅,表明它们产生的黑色素较少,而黑色素能够吸收热量。一些真菌仅在最热的地区被发现——例如,一种常见酵母的耐热菌株和几种囊孢菌属真菌,后者可以感染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其中一种名为微小囊孢菌(Cystobasidium minutum)的真菌甚至可以在98华氏度(约37摄氏度)的高温下生长。“世界环境越接近我们人体的环境,真菌就越有可能突破这道保护了我们数百万年的热屏障,”史密斯告诉我。
在不久的将来,你认识的人中可能有人会感染气候变化导致的微生物。2016年,位于布鲁克林米德伍德社区的西奈山医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斯科特·洛林得知,他所在重症监护室的三名患者血液中真菌检测呈阳性。实验室最初指向白色念珠菌感染,这是一种可治疗的感染,通常发生在有静脉导管的患者身上,但这些患者都没有静脉导管。洛林回忆说,当时他觉得情况不对劲。第二轮检测结果更加令人担忧,他从未见过这种真菌:耳念珠菌。
洛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医生,他穿西装的次数和穿白大褂的次数一样多。他要求员工对整个重症监护室进行检测。他们震惊地发现,耳念珠菌孢子无处不在,甚至在医生和护士都够不到的地方也有:百叶窗上、墙壁高处、天花板上。重症监护室不得不疏散三天进行消毒。清洁人员扔掉了床单,并拆除了天花板的面板。
如今,最有可能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例如来自护理机构或依赖透析机、呼吸机等设备的患者——入院时都会接受拭子检测。任何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都会被隔离在二楼。三月份,洛林和他的几位同事带我参观了医院。我们站在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房间里:米色的墙壁、瓷砖地板、一张用帘子围起来的可调节床。这个房间是专门用来收治耳念珠菌感染患者的。当房间有人时,所有进入的医院工作人员都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甚至连听诊器都是一次性的。感染预防主任瓦尼·乔治告诉我,隔壁房间的一位患者当天早上刚刚被确诊为耳念珠菌感染。
洛林说,这些病房在病人之间进行消毒的方式“远超我们医院历史上任何一次终末消毒”。他和同事们已经公布了他们的消毒流程,供其他医院效仿。“手套、卫生纸、纸巾——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桶,”医院清洁工乌兰达·威尔斯告诉我,“然后我们对房间进行消毒:从上到下,顺时针方向用漂白剂擦拭天花板和墙壁。”有时,需要消毒两到三遍,感染控制小组才会确认安全。
我们鱼贯走出房间,好让清洁组组长把一台名为“太空一号”的紫外线杀菌机推进来。它四个可伸缩的臂杆会发出足以破坏微生物DNA的紫外线辐射;两分钟内,就能杀死99%的微生物。门上的一个窗口开始发出霓虹蓝光。门再次打开时,我闻到一股类似漂白剂和融化蜡的气味。
西奈山布鲁克林医院自2018年以来就没有爆发过耳念珠菌感染。然而,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不指望能彻底根除这种真菌。“一旦耳念珠菌 定植,就永远无法根除,”乔治告诉我。人类总是慢人一步:当微生物发生变化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做出反应。
展望微生物的未来,我们可以从它们的过去入手。今年三月,我参观了位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伯德极地与气候研究中心的世界最大冰芯库之一。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从冰川和冰盖中钻取冰芯,以探寻地球史前时代的蛛丝马迹,例如远古时期的气泡和大气颗粒物。直到最近几年,他们才意识到微生物也保存在冰芯中。
套上一件亮橙色的羽绒服后,我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步入式冷冻库,温度低至零下三十度。我感到肺部紧缩,双腿发紧。长长的金属管里装满了冰,有些冰来自已经消失的冰川,它们整齐地堆放在一排排的架子上。“这些冰芯来自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古气候学家朗尼·汤普森指着一些冰芯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此类收藏。”
汤普森和他的妻子艾伦(她也是一位古气候学家)五十年来一直在采集冰川冰。他带我来到一间研究人员检查样本的房间——房间温度只有零下4摄氏度——然后从地球上最高的热带山峰瓦斯卡兰山取出一根冰芯。“不可能再高了,也不可能再冷了,”他说。这根冰芯最深处距今已有三万多年历史;为了把它从山上取下来,他雇佣了45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和攀岩者,还租了一架直升机。接下来,他又从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极地冰川——位于青藏高原的古里雅冰盖——取出一根冰芯。这根冰芯里的冰至少有70万年的历史。我甚至能看到里面冻结着细小的尘埃颗粒。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微生物生态学家弗吉尼亚·里奇(Virginia Rich)与她的同事钟志平(ZhiPing Zhong)一起研究了古里雅冰盖,重点关注过去十五万年间冷暖时期采集的样本。“我们观察到微生物群落的协调变化,”里奇在冰柜外告诉我,我们脱下厚外套后,她这样说道。他们观察到微生物整体多样性的变化,以及哪些物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变化造成了哪些后果——只能说,当气候变化时,微生物种群也随之变化。里奇的另一位同事马修·沙利文(Matthew Sullivan)发现,病毒群落也会随着气候变化而波动。里奇的下一个项目是研究十九世纪的快速变暖时期——小冰期的末期。“最大的未知数之一是,如今的微生物将以多快的速度适应,”她说。“我们将能够确定,对于单个微生物物种而言,它们在过去两百年间在温暖和寒冷的条件下是如何响应的?”
在走廊尽头,我遇到了布雷迪·奥康纳,一位研究南极冰芯的微生物学家,他的冰芯至少可以追溯到五万年前。他和同事们正在通过“唤醒”冰芯中的微生物来研究它们。他从冰芯中心融化冰层,然后将其放在培养皿中,观察哪些微生物会生长。他告诉我,这些微生物感染人类或动物的风险非常低,部分原因是它们进化出了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生存的能力。我谨慎地观察着一个培养皿,里面有两个米黄色的小点,每个都比一角硬币还小。“我们还没能鉴定出它们的种类,”他指着那些小点说。它们上周出现在培养皿里。在冰层中,这些微生物可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勉强维持着在极寒环境中的生存,但现在它们正在迅速分裂。每个小点都包含数百万个细胞。
越来越明显的是,气候变化的一些最大威胁并非来自温暖地区升温,而是来自寒冷地区解冻。2016年,西伯利亚爆发炭疽疫情,最终感染了数千头驯鹿和至少70人,其原因被认为是永久冻土融化释放了休眠的炭疽孢子。最近,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中复活了13种“僵尸病毒”,其中包括几种感染变形虫的病毒。据估计,这些病毒已有数十万年的历史。奥康纳告诉我,当冰川融化时,冰中的微生物会流入海洋,对它们所融入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分解微生物可以分解生物物质,产生甲烷等温室气体,甲烷在大气中吸收的热量是二氧化碳的28倍。藻类等光合作用生物会大量繁殖,产生氧气,但同时也会抑制当地物种的生存。奥康纳说:“微生物不会有事的。它们主宰着地球,而且会继续主宰地球。” 真正可能受到影响的是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尼科莱塔·马科夫斯卡-扎维鲁查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记录了这些风险。她在冰川融水径流样本中发现了质粒——微生物DNA的自我复制环状结构——这些质粒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意味着它们从未与当今许多生物接触过。她告诉我,北极微生物习惯于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因此它们的基因变得非常顽强。“它们不仅拥有功能未知的基因,还拥有抗生素抗性基因、金属抗性基因和杀菌剂抗性基因,”她说。这些基因都可能使微生物更难被杀死。凭借这项发现,她入围了“前沿星球奖”(Frontiers Planet Prize)的最终候选名单,该奖项是一项价值百万美元的环境奖。
马科夫斯卡-扎维鲁查担心的并非微生物本身具有传染性,而是它们的遗传物质可能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更广泛的微生物世界。人类的基因是垂直传递的,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我们会把基因传给子女,但不会传给兄弟姐妹或朋友。相比之下,微生物通常通过一种称为水平基因转移的过程来共享DNA。它们可以将质粒释放到环境中,使其他微生物能够获取有用的基因——例如,消化新食物、抵抗抗生素化合物或制造特定化学物质的指令。一些细菌甚至利用一种称为菌毛的毛发状附属物来物理性地附着在其他细菌上,然后将自身的DNA片段传递给它们。在斯瓦尔巴群岛,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马科夫斯卡-扎维鲁查目睹了冰川径流与海水和污水混合的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机制,”她告诉我。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微生物的DNA最终会流向何处。
或许微生物可以帮助我们清理人类造成的烂摊子。一些科学家梦想着利用微生物生物反应器捕获碳,或者培养能够分解甲烷或塑料的微生物;某些土壤微生物可以提高作物对干旱或高温的耐受性。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海洋科学家拉奎尔·佩索托(Raquel Peixoto)研究了帮助珊瑚在红海生存的微生物。她的研究表明,在热浪期间,可以将有益微生物移植到珊瑚礁上,从而降低珊瑚白化和死亡的风险。“首先必须恢复微生物群落,”佩索托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未来将难以实现。一切都始于微生物。”佩索托及其同事在最近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微生物干预措施必须经过安全性筛选。人类才刚刚开始了解微生物如何塑造环境,试图利用它们的力量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去年,致力于保护濒危动植物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了首个专门负责全球微生物编目和保存的小组,承认微生物也是值得拯救的生命形式。该小组将编制一份濒危微生物及其栖息地清单,并鼓励收集生活在极端环境(例如沙漠或深海)中的稀有微生物。一项名为“微生物库”(Microbiota Vault)的类似项目旨在保存来自我们食物链和消化系统的微生物物种。来自贝宁、巴西、埃塞俄比亚、加纳、老挝、泰国和瑞士的团队正在收集近两百份发酵食品样本和一千多份人类粪便样本。该项目的灵感来源于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后者保存了数千种植物:如果地球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导致某种微生物在野外消失,人类将有机会将其重新引入。
但所需的微生物监测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最近成立的微生物图谱项目利用超过五万项研究的数据绘制了地球微生物组的地图。但要涵盖所有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据库的规模还需要成倍增长。计算机科学家埃伦认为,应该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收集气象数据那样,每天对全球环境微生物进行采样。“人们想要管理和保护环境,但地球上实际进行大部分生物活动的群体正在实时地从我们的控制和管理框架中演变而来,”他说道。
在去马里兰州拜访斯皮尔期间,我还见到了亨利·塞奇,他是丽塔·科尔韦尔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博士生之一。我们沿着校园走到一条佩恩特布兰奇河的支流旁,塞奇小心翼翼地站在河床上的石头上,以便采集水样。河水潺潺,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这里环境宁静祥和,丝毫没有危险的气息。
之后,Sage给我发邮件说,水里似乎含有少量霍乱弧菌,也就是引起霍乱的细菌。Sage将把几乎所有博士研究都投入到监测波托马克河中这一种微生物上。读完他的邮件,我想到地球上数十亿种微生物正在经历着各种变化,而仅仅为了了解它们正在发生什么,就需要多少科学家。
春天的时候,斯皮尔打电话来问候我。感染九个月后,他终于结束了治疗。他发给我一张他手臂的照片:移植的皮肤比其他部位略微偏粉,我还能看到他腿上有一块粉红色的斑点,但除此之外,他的恢复情况非常好。他仍然对重返水域心存顾虑,但他觉得这种想法或许会改变。他一直在研究一种常用于捕麝鼠的橡胶防护手套。“等天气暖和了,我就想去抓螃蟹了,”他笑着说。
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晚上,我顺道去了巴尔的摩的内港吃晚饭。夕阳西下,天气暖和,我想在户外用餐。或许还可以尝尝蓝蟹。然而,当我从优步车里出来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这股气味我白天就闻到了。越靠近水边,空气中腐烂的气味就越浓。我问餐厅的女招待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港口最近经历了所谓的“开心果潮”。在经历了一场反常的秋季热浪之后,富含氧气的表层水迅速冷却,密度增加,导致其下沉。而港口底部的低氧且富含硫细菌的水则上升到了水面。成千上万的鱼、虾和螃蟹窒息而死,硫细菌大量繁殖,将港口变成了荧光绿。最后,我只好打包带回酒店房间。我紧紧地关上了窗户。空气中仍然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刊登于2026 年 6 月 1 日的印刷版,标题为“滋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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